众所周知，太宰治在昭和时期创作了很多翻案小说。这些作品涉猎的范围很广，有取材于中国《聊斋志异》中《黄英》和《竹青》的『清贫谭』（1941）『竹青』(1942）；也有来自于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的『新哈姆雷特』（1941.7）以及德国席勒的诗曲《人质》的『快跑！梅洛斯』（1940.5）；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日本传统的古典文学，比如取材于日本中世的说话集『御伽草子』及井原西鹤的『诸国物语』的『御伽草子』（1945.10）『新释诸国物语』（1945.1）。这一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作品，一改以往被称之为“青春文学”“告白文学”的自传体颓废型小说创作风格转为浪漫主义，作品中透漏着明朗，健康的人性气息。太宰治在『清贫谭』的开头部分说到“我的新体制似乎只有从浪漫主义中发掘”。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时期创作风格转变的动向。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特定的社会与时代下的产物，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与社会的风波。并且，即便是完全相同的素材，由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创作目的以及角度的不同，其作品的主旨也大相径庭。太宰治的作品《竹青》取材于中国清代初期蒲松龄的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的第十一章，作品中完全引用原作中故事发生的地名及主人公的名字。蒲松龄的《竹青》这部作品以道教神仙思想为基调,全文洋溢着梦幻主义浪漫色彩，太宰治在自己的翻案作品中，也运用了此种创作方法，并且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创作思维，改编了故事结尾部分，显示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竹青》的原文和太宰治的翻案作品中都是把现实与梦幻相结合，极具神秘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宗教—道教的追求一致，因此笔者欲从道教神仙思想角度来重新认识这部作品，以期待获得更多的新素材研究该作品。本论文在第一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分别介绍蒲松龄与太宰治的两部《竹青》的梗概。在第三部分中，分类总结以往的先行研究。第二章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蒲松龄的《竹青》的大团圆性结局的成立。首先从道教的神仙主义思想的介绍和《聊斋志异》中梦幻世界的成立两方面来介绍《竹青》这部作品在《聊斋志异》中的定位。其次，研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唯一相同的部分〈梦〉的世界成立的可能性。之后，明确蒲松龄的《竹青》的大团圆性结局的合理性。在第三章中，论述梦幻性与现实性共立的存有悬念的结尾的旨趣。在这一部分中，从创作动机与二战时期所掀起的艺术抵抗等的两方面考察太宰治创作『竹青』的背景，进而论述太宰治在日本严峻的战时中，创作出与《聊斋志异》的《竹青》大团圆式结尾大相径庭的缘由及其意图。太宰治的『竹青』虽取材于蒲松龄的《竹青》,但是却大幅度的改变了原作中的人物关系及作品结构,充分的发挥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构思之巧妙。中国的知识分子蒲松龄的《竹青》在两百多年后被太宰治所发掘而改写，也不是偶然的事情。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及文化背景下，这两部作品至今依然各自散发着闪耀的光芒。本论中意义触及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作家太宰治的改写意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