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禀赋,是造就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经历由上升到下降的过程。“用工荒”现象的不断出现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标志着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已经开始进入衰减期。已有研究表明,在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会由于人口红利资源衰减带来每年1.50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阻力。在此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与此同时,中国过去30多年人口结构转变与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不仅来自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更加来自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禁锢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农业剩余人口大量涌入城镇,为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中国人口红利资源得益于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两个因素的叠加。“中国的城镇化”曾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预言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最深刻的事情之一。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亦佐证了斯蒂格利茨的预言。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亦是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的三十年。城镇常住人口规模扩大了三倍以上,由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13年的7.3亿人,城镇化率则以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的速度由17.9%提升到53.7%。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第二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推动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区别于他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因户籍、土地制度的存在形成了特有的城镇化局面,城乡人口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亦发生了重要变化。综合中国人口红利的特殊性及城镇化的发展情况,笔者思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镇化是否可在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发挥正向作用,为此本文将从城镇化速度及城镇化模式两大维度进行研究。文章将以中国人口老龄化为研究背景,从应对人口红利衰减视角研究中国当前的城镇化,集中讨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及路径选择两大核心问题,以期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用,实现其经济发展引擎作用,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化速度上,文章以Romer“增长阻力”(growth drag)模型为依托,立足中国特殊的人口城乡结构,构建稳增长约束下人口城乡迁移与人口红利替代模型,并利用全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应对人口红利衰减的人口城乡迁移速度。在城镇化模式上,基于城镇化现状进一步分析应对人口红利衰减影响的城镇化路径。综合文章实证结果、世界城镇化一般规律及我国城镇化现状,本文认为仅仅从量的层面,即通过更加快速的城镇化速度无法实现老龄化背景下经济稳增长目标。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即为化解人口红利衰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是重要举措。这一结论亦推翻了本文在立意时试图以提高城镇化速度维持人口红利衰减背景下的经济稳增长设想。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口红利日益衰减中国经济下行趋势将是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