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1727-1814)扬名于清代乾隆时期，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三家的文学成就各有独到之处，而赵翼的诗论、诗歌创作与袁枚较为接近，二人共倡“性灵”。“性灵派”大行于世，主将袁枚自然居功至伟，以卓著的建树奠定了性灵派副将地位的赵翼亦功不可没，对于扫荡乾嘉诗坛泥古诗风及考据诗，使乾嘉诗独具清诗面目，作出重要贡献。赵翼虽为性灵派副将，却非袁枚的附庸，自有其卓然独立之处，这在他的诗论及诗歌创作方面都有具体表现。 赵翼在其诗论著作《瓯北诗话》中一再强调“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阐发诗歌的抒情本质，并以此为标准品评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的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赵翼首先从自身的社会定位——士人角度出发，抒发了一位封建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诗人的救世之志表现在作品中，既有年轻时的意气风发、立志高远之篇，也有外放为官时的恪尽职守、造福于民之作，更有退隐后的不忘兼济、为民生多艰而歌哭之什。赵翼笔下的个人真挚之情，发自心底，丰富而浓郁，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情，还是悼亡念子之情，都令人感动不已。诗人的真性情还表现为个人的自得之趣，是创作主体对大自然和个人生存状况相呼应的一种精神自足状态，具有内倾性，发之于诗则有无我之趣与有我之趣的区别，前者以情韵胜，后者则以思力深刻见长。 “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功夫上见”是赵翼诗论中的创作主体论之要语。赵翼评论诗人重“才气”，“才”指诗人的先天禀赋，“气”即创作主体的思想修养、气质情操等后天养成的精神因素，赵氏尤重后者。赵翼亦用“才气”一语评判诗人作品，偏重于以“气”来表述自己对受评者的整体性把握。以“才气”标准批评赵翼的诗歌创作，有如下风格：雄丽豪健、清奇壮美；精深警辟，工于用典；风趣谐俗，平易自然。 赵翼在诗歌理论批评上的突出特点是：反对“荣古虐今”，强调“争新”、“创新”，这是他的诗歌创新发展观的核心。赵翼清晰地认识到社会生活在变，诗歌自然也在变，“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而诗歌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的勇于创新的诗人、作家推动向前的。因而，他研究诗人时，对有所创新者都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在他的《瓯北诗话》中有鲜明的体现。赵翼认为诗歌的创新主要有新意与新言两个方面，新意着重指内容因素，而新言则偏重形式层面。比较而言，赵氏更重新意，反对脱离内容因素的刻意求新，他所追求的理想创新状态是内容因素与形式层面的完美统一。赵翼的诗歌创新得力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扈从木兰校猎、仕宦两粤、从戎云贵……这些独特的人生体验开扩了他的视野，拓展了诗歌题材，新意自在其中。 赵翼的诗论及创作都反映出：他虽与袁枚同举“性灵”大旗，但他已开始矫正袁枚独标“性灵”所带来的偏颇，力图融“性灵”、“肌理”两说之长为一体，以纠两派之偏。赵翼的诗论较袁枚更为全面公允，诗歌创作虽略逊，然已自成一家，清诗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地位，这已为专家学者所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