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1世纪,服务贸易已成为各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发动机,日益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近期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较大挑战,各国推进自贸区的步伐日益加快,以自由贸易区为主要形式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不断涌现,中澳自2005年两国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首轮谈判起至今,中澳双方就关税、服务、投资、协定案文等问题进行了13轮磋商,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在服务业领域存在较大分歧。随着服务贸易的地位日趋重要,中国在与首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区谈判时,面对其发达的服务业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对有可能涉及到关键服务部门开放的选择时更显得顾虑重重。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首先利用2000-2006年的中澳服务贸易数据,借助相关贸易指数,对中澳服务贸易部门的特征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然后针对服务贸易的特征,在MCHUGE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服务贸易的商业存在模式,对中澳服务贸易数据进行拆分,然后纳入量化的服务贸易壁垒,构建了一个中澳服务贸易的模块,模拟实现中国与澳大利亚服务贸易部门的自由化对中国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完全取消中澳之间电信和金融服务的壁垒限制将分别增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0.147%和0.013%,且两部门几乎所有的所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来源于市场准入壁垒的取消,这表明市场准入壁垒的取消在这两部门自由化过程中可能显得较为重要。对比两部门的模拟结果,电信服务壁垒的取消将比金融服务壁垒的取消带来更大的收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受益于投资的拉动,国民福利的增加表现为国民工资水平的提高;总就业情况变化不大,劳动力在行业间进行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自由化的电信金融行业产出增长最多,同时引起的行业就业率也下降最多;其他部门受益于中间投入价格的下降,成本的降低以及国民收入增加消费的拉动产出都有所增长;电信自由化导致的服务业产出增长最多,金融自由化引起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产出增长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