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诗化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作为诗化小说圣手,他同时也十分善于吸收外来因素，因此探析其诗化创作中的异质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以约瑟夫·T·萧的文学借鉴视角来观照汪曾祺的诗化小说与伍尔夫诗学的直接和间接关联。本文基于文本细读和影响实证研究，旨在明晰汪曾祺的诗化小说在文艺理论层面对伍尔夫诗学的接受向度，并具体考察汪曾祺在1940年代如何利用伍尔夫因素尝试诗化小说的创作，及其在1980年代如何实现伍尔夫因素的美学转化并最终形成独特的“汪味”诗化小说。
　　1940年代的汪曾祺主动追求伍尔夫的文学审美，在不断仿效伍尔夫的尝试中形成了以意识流创作为底色、融散文诗于小说的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诗化小说。他在这一时期的诗化习作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一、依靠意识流手法捕捉人物万千思绪的跳跃流动，使小说在语言上呈现出高度非逻辑的诗化特质，营造出悠远朦胧的意境，并在结构上带有明显的“墙上的斑点”式的叙事中心点；二、追求小说与散文诗的体裁融合，形成故事情节散淡、抒情饱满的文体风格。
　　1980年代，汪曾祺以“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身份重登文坛，回归中华文学基因库，自觉传承中国古典诗学的美学价值。《受戒》和《大淖记事》用清新质朴的风俗画卷、诗情画意的文人书写，畅谈“桃花源”理想。汪曾祺以其平淡冲融的笔调稀释了早期追求的高浓度主观抒情色彩及其朦脓诗境，化用“文气说”，形成了起止自如、行云流水的散文化结构，成功实现了对伍尔夫诗学因素的创造性转化。
　　汪曾祺的诗化小说意识滥觞于伍尔夫的诗学主张，其在1940年代创作的大部分抒情浓郁的短篇都是伍尔夫式的诗化小说。在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自我风格找寻过程中，汪曾祺在诗趣追求和创作手法上一直呈现出一种稳定的连续性。他早期在伍尔夫意识流手法中追求的诗化语言和诗意烘托，到1980年代发展为行文布局层面的散文化结构，叙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同时进行，故事情节被延宕、离散，同时其精心设计的埋伏和照应又巧妙地实现了整体结构的神聚与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