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现象,就是中国经济35年(1978-2013)的高速增长并矗然崛起为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巨人。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被经济学界称为“中国奇迹”。创造奇迹的制度化路径和形式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对中国模式的中国化意识形态表达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奇迹的创生不仅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而且,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和平崛起,对绝大多数处于“发展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异乎寻常的参照性借鉴意义。于是,关于中国奇迹成因的探讨及其理论表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问题的学术探索,也就凸显出重大的世界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从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转轨绩效领先之谜、中国经济奇迹的关注,到新世纪伊始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多学科解读,尽管硕果累累,但基本上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理论等学科,缺少高屋建瓴的哲学理论视域。其成果多从发展战略、改革路径、政策选择、经验描述等层面去表达,却不能回应世界对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的深层诘问,给出“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哲学逻辑。虽然对中国道路的探寻迫切需要哲学解读,但符合时代需要和世人期待的解读还寥寥无几;虽然中国道路问题进入了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但多游离于中国奇迹成因的国际语境和中国现实的逻辑;虽然中国道路的开拓无不受到唯物史观的导引,但“中国道路”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却令人遗憾地缺少唯物史观视域。如果说从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出发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尤其是精神现象的本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那么,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分析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要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显然,它对解释中国道路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力量。然而,由于当前唯物史观研究中现实维度的相对缺失,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方面的理论创新相对不足,一方面,现有哲学教科书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模式对改革开放实践解释上相对乏力;另一方面,马克思原典中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并在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互动中得以发展。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或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它包含着革命与发展两大视域与三重逻辑线索,一是被理解为政治制度的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二是人的发展三大阶段(依附人——独立人——自由人、自然人——主体人——生态人)的历史进展,三是包括生产力和交换方式的生产方式的三大阶段(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历史变迁。第一重逻辑在革命视域中张扬,第二、第三重逻辑则在发展视域中凸显。关于人的发展逻辑中,人在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格独立性”阶段,才真正的摆脱自然的联系和“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命运,成为自主自立自为的自由主体,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觉的历史创造者,成为“世界历史”中的存在;才真正摆脱血缘决定的“身份”人,成为契约化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法人。这里的“物的依赖”,隐含着对人的发展逻辑的唯物论前提的确认。对于社会大众来说,“物的依赖”及其产权制度保证是人格独立的当下前提和未来自由发展的基础。以往理论界在谈生产方式时,一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而偏重于生产关系的考量,二是往往与政治制度相联系,从而造成了喧宾夺主式的语义遮蔽,即专注于生产方式的政治特质而忽视了决定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更根本的东西——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本身”。因此,唯物史观中长期隐而不显的生产方式变迁逻辑在三大逻辑主线中居于基础地位,“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的逻辑规定了政治制度变迁逻辑的现实内涵和基本趋向,也决定了人的发展逻辑的现实内容和历史进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内涵的中国道路,符合唯物史观三重逻辑规定。人的发展阶段演进在每一阶段上提供了人的解放与发展的现实形式,物质的生产方式变迁提供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制度演进是生产方式变迁的上层建筑形式。这三重逻辑线的交叠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逻辑,回归生产方式变迁的基础地位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内在原因,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中国道路设定了终极价值指向,人的发展阶段与生产方式变迁逻辑的交叠则为改革开放政策及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本价值坐标和指导原则。中国道路走过的正确的历史轨迹,实际上与唯物史观的三重逻辑轨迹基本重合。作为以伟大的创新实践为基础的三重逻辑的现实再现,也应规定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