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显著,截止2016年中国总流动人口占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21.12%。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是理解劳动力市场如何能够高效配置的基础。现有文献发现国际贸易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外资企业对国际贸易的贡献超过50%,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是影响劳动力流动非常重要的因素,而本文就将对此进行分析。本文利用中国2000和200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了城市层面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水平。数据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呈快速增长趋势,2000-2005年期间大约有6670万员工发生了流动,流动率从7.8%上升至9.9%。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1999-2004年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构造城市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率。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同样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地。为了深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在中国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劳动力流动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为了控制对外贸易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回归中加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关税、进口关税、美国多纤维协定配额限制、生产补贴和出口许可证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入。本文利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变化,通过匹配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行业,识别出加入WTO后外资自由化的行业,并利用各城市1999年的产业结构和外资水平作为权重,计算各城市在加入WTO后的外资自由化程度,以此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外商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问题。此外,本文利用各行业的合同密集度差异,构造了第二个工具变量,并利用过度识别检查,验证了本文两个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0个百分点,总劳动力流动率增加6.7个百分点。同时本文还对不同的劳动者群体进行更详细的异质性分析。本文将劳动流动根据劳动者进入流入地时是否持有流入地户口可划分为“非户口”劳动力流动和“户口”劳动力流动,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其产生的不同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可得出,相比于户口劳动力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户口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更加明显。由此可说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并不是通过影响户籍政策而驱使劳动力进行流动的,符合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因素驱动力的预估。本文同时采取一系列的回归分析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的劳动力群体中的差异性,其中的维度包括性别、年龄、技能水平、劳动者来源地、外资来源地等。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男性、年轻、熟练的农村劳动者影响更加显著。其中,在分年龄的分析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在40岁前后产生较大变化,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0个百分点时,40岁后劳动力流动率的增加相比于40岁前劳动力流动率的增加少2.6个百分点;在外资来源地的分析中,本文发现相比于港澳台资本金,非港澳台外商资本金更显著地影响劳动力流动。本文还通过就业率、就业水平、就业时间等渠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通过区分劳动力类型,发现该影响主要源自于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并且是通过对非熟练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时长和就业率的增加而导致的;而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增加,是通过对熟练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时长的增加而导致的。其中本文发现,相比于对非熟练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使熟练劳动力流动更多,但最终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实质上却主要增加了非熟练劳动者的就业率。总体而言,本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分析,这可以帮助我国更好的认识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动的根本经济驱动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国务院办公厅随后印发的意见中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性流动基础,本文为政府通过外资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我国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鼓励引进来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