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8日《曼谷宣言》正式发表,以此为标志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正式建立。一方面,东盟与中国在传统习惯、文化习俗、价值取向等方面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东盟各国与中国产业结构各具特点、资源禀赋各有优势,相互之间互补性强,二者合作发展的前景十分广阔。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为改善和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相互间的合作共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是一剂很好的催化剂,其包含的基础设施联通的内容与东盟通过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有非常多的契合点。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合作务实而深入,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2017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51.482百亿美元,累计双向投资总额已超2000亿美元。另外,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领域也随着双边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从批发、采矿、制造业等逐渐拓展到电信、供水等行业。但是,东盟国家国情不同,投资环境各有特色,对投资者来说熟知东盟国家的投资,并做出相应的对策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立足于此,研究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建议。在叙述了本文所基于的研究背景之后,首先仔细梳理了近些年来各学者对引力模型、东盟的投资环境以及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环境的研究成果。其次,对文章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文章的研究成果更加具有说服力。然后,对中国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投资环境从政治及法律、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技术条件五个角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中国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选取2003-2017年中国与东盟的相关数据,以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为立足点构建拓展的引力模型对影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腐败控制正相关,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在老东盟六国受到腐败控制水平的影响程度高于新东盟四国,而在新东盟四国受到政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高于老东盟六国;与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正相关,与东盟国家的失业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负相关,其中中国在老东盟六国进行直接投资活动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弱于新东盟四国,受到失业率、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强于在新东盟四国进行的直接投资活动;与东盟国家的资源禀赋水平正相关,而且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新东盟四国比在老东盟六国受到自然禀赋水平的影响程度高;与东盟国家的技术条件正相关,但是新东盟四国的技术条件的回归系数小于老东盟六国且不显著,说明中国在新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受到其科技水平的影响较小;与中国的市场规模正相关;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距离负相关,说明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距离越远,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越少;“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在新东盟四国的直接投资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程度更高,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东盟新四国来说更加符合其利益诉求。最后,针对本文所得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层面。加强跨国企业的投资保险力度;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加强对跨国企业的监管。第二,企业层面。灵活运用东盟各国的华人资源;善于把握“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商业机遇;优化对东盟的投资结构;提升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抵抗能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产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