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的发展已历经几千年,中西译论研究在关注翻译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扩展,译者的身份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译者痕迹”概念源于之前的“译者风格”,再到后来的“译者声音”,这一变化彰显了译者的重要性。从“译者隐身”到“译者转身”直至“译者痕迹”的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极大的关注。译者痕迹理论的出现和确立有赖于多种翻译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主要有后殖民主义翻译论、女性主义翻译论和解构主义翻译论。从广泛意义上来讲,译者痕迹的研究丰富了翻译现象学和翻译理论研究。这些翻译理论和译者痕迹的研究有助于打破翻译理论的固有框架,力透译者个性。同时,第一个提出“译者痕迹”概念的学者董娜,将译者痕迹分为了语言性特征和非语言性特征,为译者痕迹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思路。自译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活动,能够集中反映翻译活动中作者与译者、约束性与创造性、自译、创作与译他的辩证关系及译者个体特征。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在写作和翻译上的重要地位,让张爱玲充满着传奇女性色彩。在中国自译史上,张爱玲自译最为典型,自译状态最为复杂,在她的自译作品中随处可见其译者痕迹。张爱玲译者痕迹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其中外部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形态、赞助人等,内部因素如翻译目的和双语能力等。作为一个非常具有个性及代表性的翻译家,张爱玲的译者痕迹具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从译者痕迹的视角分析张爱玲的自译作品,综合最新的两大研究热点——自译和译者痕迹,突出了译者痕迹在自译作品中的表征。译者痕迹和自译的结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本文综合触及张爱玲的主要自译作品,以表现张爱玲的三大译者痕迹:中国本位性、性别本位性和作者本位性,这三大痕迹是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力下形成的。通过爬梳译者痕迹和张爱玲自译作品的研究成果,探讨张爱玲的译者痕迹,根据语言性特征和非语言性特征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带有三大痕迹的张爱玲的主要自译作品,再次凸显张爱玲的三大译者痕迹。该研究突出了译者痕迹的存在和译者的具体特征,强调译者的身份和地位,丰富译者痕迹研究及自译现象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并拓展张爱玲文学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