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处理的是清末民初建警之思想背景与北京警察的内部管理：国家治理扩张有赖于一套新治理方式的形成,其产生可追溯到清初：自黄宗羲、顾炎武始,宋以降逐渐形成的简约式治理已受到历代经世学者的深刻反思,他们试图通过重构皇权合法性基础、进行分权化的官制改革、吸收下层活力,以此应对“上下相隔”带来的种种治理危机,将社会基层纳入有效治理。但这一思考并未突破简约治理的整体架构,其还是在有限资源供给、身份制、君子之治的前提下,思考怎样用最少资源来实现有效治理,导之以德而齐之以刑仍是其建立秩序的主要方式。而随着西方的冲击,在国家竟存压力下,黄顾提出的问题被以更激进的方式提到了制度变革的核心,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已发生了改变：群竞、大同、自主以为激励,法治、调查以为引导。由此,主权者借助基于公共利益的法理,实现了合法性重构；官僚体制凭仗依法为治、专业化的科层分工,实现了赋权与限权之平衡；社会基层通过自治与法治、个人自由与国家统一意识形态建设的结合,实现了激励与管制之融合。国家治理不再是导以德、齐以刑,而是予以权、厘以法,即能主观动员又能客观约束、即能无微不及又能高度统一,以此沟通上下、实现有效治理、推动社会进化,来应对列国竟存的世界大势。由此可见,现代扩张型治理的形成既非完全得移植西方,亦非简单得延续“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正是黄顾等人的思想资源之存在,使得维新之士更容易接受以进化强民为核心的新合法性观念,及以日常立法、调查为代表的现代治理手段。但原初经世思想家在简约治理框架内部构设的改革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也已被根本突破,一套新的扩张型治理成为解决中国治理问题的主导选择。总结来说,较诸传统,现代治理有这样三点转变：从压制到动员；从君子之治到形式化普遍治理；从事后惩罚式管理转化为即时日常化管理。这一治理方式的推广是国家权力扩张之核心所在。而推广此治理方式的关键在于在社会基层建立有效的制度化管理机制,由此警察被时人广泛目为“内政之本”。了解警察的内部管理、看其如何成为有效的国家权力末梢,是我们做进一步考察的基础。从京师警察身上我们看到,警察内部管理乃是沿扩张型治理的逻辑而展开：事权不断膨胀,在体制上需要增加机构、厘清职权；在巡警管理上要提高地位待遇,建立学校出身与工作经验、能力与年资并重的选任机制,用日常报告、日常法规、日常监督来将巡警的各项行动纳入体制管理。由此建立起一个相对高效的警察队伍,这正是完成社会有效管理、将这套治理模式扩展到城市日常生活、实现国家治理扩张的基石。而通过对警政实际运作状况的考察,我们又看到,这套扩张治理构想落实到实践时,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从事后的惩罚形管理转变为即时的日常化管理。且由于种种现实问题而使得原初构想并不能完全实现：首先是形式化的日常管理无法应对现实世界的丰富变化、存在自我僵化的倾向,其次是有资金人员等现实限制,再则是传统家长式管理的残留。从中我们已可初见国家治理扩张在中国近代现实情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