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A股市场频繁的并购事件导致商誉资产激增,从2007年至2018年三季报,上市公司商誉资产总额由420亿元增长至1.45万亿元。与此同时,商誉减值也开始大量出现,并频频成为上市公司业绩黑天鹅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在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期间尤其明显,多家上市公司因巨额商誉减值而出现巨额亏损,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商誉减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备受市场关注,而当前学术界关于商誉减值的研究文献主要从资产减值目的与动机的角度出发,对于商誉减值与股票收益率关系的研究则较少。当前巨额商誉资产背后是商誉减值对于我国A股市场的潜在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商誉减值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商誉减值对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是怎样的呢?对于不同公司这种影响是否相同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理论和实务提供参考。本文利用2008-2017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基于Ohlson(1995)提出的净盈余模型(clean surplus model)进行回归分析,首先从总体上考察商誉减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然后从会计信息失真的角度出发对全样本进行分组讨论,考察对于不同公司这种影响的差异性,最后构建盈余管理变量为回归结果提供进一步解释。本文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上看,商誉减值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同等条件下,盈利公司的商誉减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较亏损公司更显著,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商誉占比的增大而愈加显著;第三,同等条件下,非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较国有企业更显著,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大而愈加显著;第四,对于商誉减值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的样本,总体上存在相对较强的盈余管理,尤其是负向的盈余管理,这从侧面印证了其会计信息失真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深入分析我国当前商誉减值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一是本文不仅对亏损公司和盈利公司进行分组讨论,而且在此基础上以商誉占比高低进一步分组讨论,此外,本文还对国企和非国企进行分组讨论,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机构持股比例高低进一步分组讨论,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二是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出发,借鉴修正的琼斯模型(Dechow et al.,1995),构建了盈余管理变量,并分组对盈余管理变量进行均值差异检验,佐证了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其价值相关性降低的猜想,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