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结束,然而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共双方为了抢先接收日占区便又在苏北爆发激战。虽然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实际上苏北地区的军事冲突从未停歇。1947年春国民政府重新占领苏北后,这一混乱局面才暂时告一段落。受国共内战的影响,数以百万计的苏北百姓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为了争夺苏北地区的控制权,国共双方将苏北难民作为相互博弈的一颗棋子,各自采取了迥然而异的政策和实践,而苏北难民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不断尝试利用国民政府以达到救济和还乡的目的。在此情况下,苏北难民、国民政府、中共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国共内战为背景,以时间为主轴,通过展现1945年9月至1947年春这段时间内苏北难民的历史命运,分析国共双方在解决苏北难民问题上的胜败得失,进而达到理性反思内战的目的。本文将分为五章具体阐释：第一章从军事冲突、灾荒和政治运动三个方面,分析战后苏北难民产生的社会背景。国共之间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给苏北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为了躲避战火,他们纷纷逃离家园。1946年春,一场“四十年不遇”的大灾荒席卷苏北,令苏北百姓本已非常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多灾民加入到了逃荒的行列之中。与此同时,中共在苏北解放区内领导的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出现了“左”的偏差,斗争对象不断扩大,也导致了大量苏北难民的产生。第二章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苏北难民群体进行分类讨论,包括苏北难民的分布和数目、年龄和性别、职业构成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我国学术界往往把苏北难民笼统地归为“汉奸”、“地主”、“恶霸”。其实,苏北难民的构成并非如此单一,他们中作恶不法的坏分子确实存在,但占难民绝大多数的还是普通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手工业者等群体。总体来看,苏北难民人数多、分布广、阶层和年龄跨度大、境遇悲惨,上述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国共内战的残酷性以及对普通百姓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主要讨论国民政府对苏北难民的救济政策。国民政府的救济工作以消极救济为主,积极救济为辅。其中,消极救济包括改善难民招待所、举办衣食救济会、开展医防卫生工作、救济青年、遣送难民回乡等：积极救济包括发放小本贷款、举办工赈、介绍难民就业等。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救济工作问题丛生,尤以贪污腐败为甚。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救济的成果。此外,苏北难民因内战而生,国民政府却一再坚持“寓救济于战争”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苏北难民再次被推入了战争的深渊,此前救济苏北难民的成果很快化为乌有。第四章介绍苏北难民的还乡运动,兼论国共双方在这场运动中采取的政策与实践。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苏北难民和国民政府联合发起了一场还乡运动。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苏北难民一方面不断制造舆论,抨击中共在解放区的工作；另一方面成立还乡团,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反攻苏北地区。在被动的局面下,中共修正了此前的斗争政策,呼吁苏北难民不要为国民政府所利用,并欢迎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返乡。还乡团回到苏北后,其中曾被批斗的“地主”和官员们开始大肆清算复仇,国民政府对此采取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使得苏北地区社会失序的状况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北百姓逐渐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离心倾向日益显现。第五章为结论。笔者通过再次梳理苏北难民的历史命运,得出结论：国民政府对苏北难民的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国民政府主观上并不想帮助苏北难民摆脱水深火热的境遇,而是企图利用这批人实现反攻苏北的目的。他们在帮助苏北难民返乡后,没有努力在当地建立新的秩序,而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对当地的社会混乱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在苏北地区逐渐丧失了民心。而这个历史过程,或许就是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失败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