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相对于“中心”的“边陲”的界定满足于“天下观”的总体构想,并在汉人难以推进的那些“化外之地”实行特殊的行政体制,即羁縻体制,至元明清发展为土司制度。桂西正是这样的边陲之边陲。然而明清土司制度的推行在这一地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央王朝“天下观”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实践,这种具有强烈“汉人中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为边陲挥之不去的情结。土司力图形塑一个国家政权的“正统”代理人的文化形象,将中心分解到边缘,借此稳固其权力和统治,并以组织性以及象征性的方式溶入到土司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建构之中,再造一个中心与边缘的政治格局。因此土司“权力的文化网络”建构过程实际上就与“汉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明化”在桂西的进程是同步的,在这一进程中,土司制度作为国家与边陲社会、“文明人”与“蛮夷”互动的地方性联结,不仅外显为一种政治制度,更呈现出“文化的建构”内在脉络。通过此途径“国家”得以进入该地区,桂西地方社会的生成、发展乃至于其后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识别和文化界定都与之密切相连。文章从桂西边陲的个案研究入手,以文化解释的角度,讨论了土司社会统治阶层权力建构的结构化过程,认识到国家的话语如何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素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关社会影响。在土司的示范下,主流文化和意识的“汉化”趋向引起了人们对“中心”强烈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同一性的形成、民族共性的熔铸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以一个帝国边陲的例子,描绘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具体化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