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上古“诗”文化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诗经》形成前期的“诗”传播状况、“诗”传承源流,做了历时性的多侧面考察,研究注重探查决定“诗”起源及其功能属性拓展的历史文化制度根源,并尝试还原周代“诗”在概念、功能、作品、传播等不同方面整体上共同呈现出的多面、多元发展态势,对于在周代复杂“诗”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诗经》,研究揭示了其以师儒政史传统为主流兼容乐人传统的双重“诗”源流背景,考察出了《诗经》编定参酌结合政史传“诗”部类体系与乐人声歌分类体系的方式原则,此外,对于“赋诗”、“诗三百”、“逸诗”等问题也提出了新的看法。第一章探讨的是“诗”的起源问题,认为“诗言志”之说以及“诗”的原型模式、概念自觉均是出现在虞舜时代的乐官“纳言”制度之中。第二章考察了周代“诗”文化因与礼乐文化体制结合而呈现出的多面发展态势,揭示出周代的“诗”文化整体中存在有两条文化线索,一是源自上古的“诗”、“书”等列并兴的政教话语权传统,一是在周初“诗”新近介入“礼乐”仪典领域而引发了“诗”功能以及概念内涵的拓展与新变,由此周代的“诗”在作品内容、运作领域上都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第三章考察了《诗经》形成前期“诗”传播的复杂、动态状况,揭示了春秋时期“诗”的多途径、不均等传播特点,探查了令新成“诗”作得以动态、即时流行的政教文化传播渠道。第四章考察了周代此消彼长的两大“诗”文化源流,亦即乐人“诗”传统以及师儒政史“诗”传统,认为主导《诗经》形成的传“诗”源流应是周代的卿士师儒传统,并进一步对《诗经》文本编定同时受两系传统影响的痕迹给予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