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庞大且内涵丰厚的女性戏剧创作与女性剧作研究严重滞后的局面形成了极不平衡的态势。只有开始严肃地思考戏剧史上被忽略的女性剧作时，我们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完整的历史视野和文化进化理论。本文立足于文本分析，将二十世纪女性剧作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摒除附着在戏剧作品除文本之外的其余因素，分为三个方面探讨女性剧作的创作态势和基本内涵。 一、剧篇——考察女性剧作的主题意蕴和精神指归。创作主体是女性，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毕竟和男性不同，她们所描写的对象、关注的方面是男性所无法想象的，所以她们的作品可以代表男性所隔阂的另一种生活。女性剧作从内涵上表现为向两个向度的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打破男性的垄断局面。二是挖掘超出男性理解和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以构造出具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实现对男性文化书写的超越。因而有了特别的韵致和含义，反映的必然是女性视角中的社会人生与历史现实，体现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观照角度。女性剧作在内容上涉及广泛，本篇尝试归纳女性剧作关注的五种主要题材，以此廓清其创作全貌——从三种人物形象序列分析女性剧作的情感叙事、从三种人性冲突模式剖析家庭叙事、分析战争和和平时期侧重点不同的战争叙事、探究新时期女性历史叙事的根源和特质，并针对女性荒诞叙事的直喻性和喜剧性改换等特点分析女性视野中的荒诞现实。 二、史篇——考察女性剧作的主体性书写与边缘境遇。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总是与超越性别的社会实践相随、相伴，这种状况既基于现代女性对国家、民族责任感的内在觉悟，同时也反映着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对包括女作家在内的文化人士提出的外在规约，这二者的复杂缠绕共同推动或阻碍女性主体性的成长。本篇将分三个历史视域考察女性剧作主体性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状态，分别是启蒙浪潮中的女性剧作、民族—国家构图中的女性剧作以及新时期后女性剧作，探讨女性剧作在三种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何构成戏剧文化整体历史的一部分，怎样在被以男权意识为代表的权力组织遮蔽的情况下获取存在的合理性，又如何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借重承担起时代话语的代言责任，以及在此复杂的情势下女性意识如何寻找宏大话语的罅隙艰难成长等问题。启蒙浪潮中，反家庭叙事和寻求叛离之路两种时代命题的反复书写体现了女性剧作参与主流文化建构的积极姿态，但初萌的女性意识又不甘于限定在时代主题之下，始终伴随着来自突破写作成规的焦虑意识。在民族—国家构图中的女性剧作经历了主流话语不断发展整合的历史时期，从关注内在转向外部世界，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内化至女性剧作者的创作思维中，其中丁玲和白薇的戏剧转向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内化”的过程，而逐步趋同的写作则标志着女性剧作最终范式的形成。新时期之后，从“女性题材戏剧”的涌现、“文化剧”的倡导和“新主流戏剧”的确立可见，女性剧作仍然是主流意识借重的重要资源，不同的是，女性剧作与主流意识相缝合的写作虽然是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但已呈现出更多属于女性的、独特的声音，受文化熏陶的审美意识和自我认定的主体意识日益成为女性剧作的光彩所在。 三、诗篇——考察女性剧作的诗意情怀和悲剧意识。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只有从包括语言在内的审美层面考察剧作的美学特质才能真正把握女性剧作的独特价值。诗篇将从女性剧作的诗意特质和悲剧意识两个角度解读女性剧作，以期挖掘和理解女性剧作丰富深刻的悲剧内涵和审美意识，并尝试确立其在中国悲剧美学、抒情性话剧发展流变中的地位。本篇首先将诞生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女性剧作当作一个独特的具有审美意味的品类，加以整体性的研究，着重分析女性剧作的诗意特质、语言特色和意象组合，由此勾勒女性剧作整体的美学风貌。其次，在梳理作品的基础上探究女性悲剧意识的由来，探究它是怎样影响着女作家的创作，分析悲剧情结在文本中的不同体现，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对女性剧作悲剧意识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女性剧作的本质内蕴，确立女性剧作区别于男性剧作的根本性因素，又有利于拓展二十世纪女性研究的领域，获得女性戏剧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还将为悲剧美学研究提供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