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开始迈入新的征程。“一带一路”作为新兴的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旨在与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局面。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下,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对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活动,但与此同时我国企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考虑到沿线国家数目众多且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各国国情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企业在对沿线各国的直接投资决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考虑因素。因此,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意义,能对我国企业在今后的直接投资活动中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首先,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并分析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现状,总结所存在的问题,为后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做好一定的现实基础。其次,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2个样本国家,2008-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全样本实证结果来看: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政治环境的正向影响,而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双边地理距离负向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根据分样本实证结果来看,我国对沿线各区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一方面,对政府而言,要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区域分布,提高重点发展区域合作水平,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积极推进信息共享平台的运作,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也要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交流平台,促进与完善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要以政府政策为导向,结合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制定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培育企业的创新精神,从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要致力于提高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这样能顺应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抓住机遇,让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减缓我国产能过剩等问题,从而稳步推动我国和沿线各国的发展,并朝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