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的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理论酝酿与升华的历史过程。其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化”思潮的萌发与流行,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产出营造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思考路径。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思想的演变轨迹并不等同于单向的实物传递,它往往需要在互动与交流中得到升华与发展。“中国化”思潮固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产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也促进了“中国化”思潮的深入发展。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化”思潮的生成与流行,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启发和引导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张闻天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促使他们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宝贵思想,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主体条件;另一方面,在“中国化”思潮广为盛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催生了诸多明显带有“中国化”意蕴的文化运动,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何炳松、王新命等十位教授提倡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陈伯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以及毛泽东等人重点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等,它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生成营造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及后来该命题在党内的明确提出,不仅确立了“中国化”思潮的健康发展路向,而且还丰富了它的理论内涵,并促进了其质的飞跃,大大拓展了 “中国化”思潮的新视野。这一时期“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有效互动,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两者互相启发、互为动力,不仅消除了人们盲目的“主义崇拜”的心理倾向,而且还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事业,并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新的学术骨干力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囿于特殊历史的原因,两者的互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这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加以总结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