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和完善重整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破产法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现代破产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用于拯救陷入无力清偿状态的债务人并促使其复兴的破产预防制度。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促进债务人复兴”，通过促进债务人的复兴，重整制度扩展了破产制度的功能并为破产法立法目的中维护社会利益的立法理念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持。重整制度中所有程序的设计与规则的确立都是围绕这个立法目的进行的。笔者在本文中对这些为实现重整制度立法目的的各种程序与规则进行了一般性考察，认为重整制度立法目的的实现，首先需要在重整制度内部设立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的作用是协调并整合重整参与人之间存在冲突的利益关系，规范他们的利益竞争行为，使参与重整的多方当事人能共同致力于促进债务人复兴的立法目的的实现。这种利益平衡机制是重整制度立法目的实现的内部基础；其次需要为重整制度的实施提供一种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为重整制度立法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人员、管理、服务、信息等方面的制度支撑，相对于利益平衡机制，这种外部制度环境是一种外部基础。笔者认为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只有在内外基础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在重整制度立法和司法过程当中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设计和运作重整程序。从总体上来看，本文是一种宏观上的理论探讨，笔者试图通过这种宏观的探讨来发掘出指导重整立法和实践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最终的目的是期望能为我国的重整制度立法和司法提供些许借鉴。本文共五部分，约四万多字。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对破产法立法目的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梳理。笔者以为，重整制度作为破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重整制度的任何研究都应当首先将其置放于破产制度这个母系统之内寻其根源，惟有如此才能对重整制度有全面的把握和认识。本文是对重整制度立法目的有关问题的探讨，因此首先选择从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切入。在对破产法立法目的演进轨迹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发现重整制度的产生及其立法目的的确立，是破产法立法目的演进的结果。当公司企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之后，破产法的立法目的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单纯的以维护私人利益为己任转变为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兼顾。新的立法理念的加入使得有必要在重整制度内部进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新的理念的要求，重整制度就这<WP=4>样产生了。而其“促进债务人复兴”的立法目的则是破产法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的立法目的的具体化。由此以促进债务人复兴为目的的重整制度丰富了破产法的性质，扩展了破产法的功能，其立法目的表现出巨大的价值。这是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内容。本文的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重整制度立法目的实现的内部基础——利益平衡机制的有关问题。笔者首先从参与重整的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利益多样性入手，指出了重整程序中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接着笔者论述了在重整程序中进行利益平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由此证明了在重整制度设立利益平衡机制的合理性。最后笔者对利益平衡机制在重整程序中的具体表现做了详细的考察分析，认为利益平衡机制在重整程序中是通过两大类规则表现出来的：一是维护各方利益主体正当利益的规则；二是确保利益主体竞争行为有序的规则。第四部分也是本文的一个重点，笔者在这一部分论述了重整制度立法目的实现的外部基础——外部制度环境。外部制度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它由多种制度组成，包括基本管理架构、专门从业人员、信息系统、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等。它们都为重整制度服务,助其实现其立法目的。最后，在本文的第五部分，也就是结语部分，笔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我国重整立法的实践。但鉴于篇幅所限以及时间的原因，笔者没有对我国的重整立法实践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只是在前四部分对重整制度立法目的实现基础的一般考察之后，概括性地指出我国的重整制度立法也应当注意从内外基础入手，看利益平衡机制是否完备，看外部制度环境是否适宜。这是保证我国重整制度发挥其应有功效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