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研究个案——1949年至1978年的曾镇置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大背景下，以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为主轴，围绕个案镇的生产经营和秩序建构两个方面，对乡村政治过程进行细致的描绘，在展现乡村政治运行特征的基础上，揭示在既定体制下国家、乡村政权(乡村干部)和农民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平衡机制。 笔者认为，乡村政治实际上就是作为有着各自利益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国家(主要指中央政权)、乡村政权(乡村干部)和村民三个能动主体的博弈过程。在博弈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现代化和建构社会主义秩序的双重目标下，不断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建设，以便更多地提取农村的物质资源，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重构。在重构过程中，除了初期的对乡村权力资源和物质财富进行重新配置，使部分村民受益外，国家并没有进行物质性投资，乡村社会不能直接从这种变革中获得益处。相反，农民必须面临与传统的利益格局和行为方式决裂。因此，尽管国家反复宣传这种新秩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农民也难以从根本上认同这种改造，乡村的抵制、背离倾向始终存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是推进这种变迁的必要条件，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扩张成为必然趋势。在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乡村建立了完备的政权体系。 人民公社化以后，国家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结构性重组。然而，激进的大跃进政策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灾难，使原本就存在的农民与国家在利益和偏好上的张力日益膨胀，输入到农村的社会主义理想日益疲塌，农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家致富和搞“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而不是服从干部的安排从事集体生产，曾经消失的“封建迷信”和传统习俗又重新活跃。更令国家沮丧的是，本应该在乡村社会履行政权职能，维持社会主义新秩序的乡村干部，也逐渐背离自己。这些生活在乡间的干部，与农民共享传统文化，有着与村民而不是国家更多的利益关联。当农村建立起新秩序后，国家能够给乡村干部提供的政治激励日渐减少，而且，乡村干部还要频繁地遭受群众运动的冲击，于是，他们对国家的情感和当干部的积极性都不断减弱，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实现发家致富，成为他们更为现实的选择。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系，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因此，乡村的政权化和科层化既不能阻止“权力文化网络”打破后乡村权力的滥用，也无法保证乡村干部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弥补科层化不足的措施就是频繁地发动群众运动，通过外来的工作队，重振乡村社会的阶级斗争，向农民不断宣讲社会主义理想，并对“阶级敌人”和失职、懈怠的乡村干部进行惩罚，以修复和维持社会主义秩序，篡博一卜学位论文I)OCT()RAll)ISSERrAll()Nf呆证!l、!家日标八几乡丰、j一的实现。群众运动((J力狱是巨人的，(tl却是作{压常和短暂的。群众运动的成果少卜不能依靠科层化来保持，国家需要不断地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比在乡村社会的利益和偏好。一于足，乡村政治就星现出科层化与运动交叠的现象。 讲述一个“曾镇故事”，井不是作者的全部日的。在一定意义_}:，曾镇只是作者的表述对象。通过阅读曾镇这个文本，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对乡村丰卜会的建构，使得旧家日标一与村民利益、社会变一革与乡村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国家努力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去化解这种张力，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山J几这种张力直接体现为物质利益冲突，使得常规的、科层化的管理无法保障国家「!标和规划的实现，114家不得不在科层化与群众运动之间进行交切。所以，当J月饱含现代性的“国家政权建设”去度址「一1，国的国家政权扩张时，会发现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因此，在笔者石来，至少在曾镇，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并不是解释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政治的理想资源，这一理论对中国政治的意义更多的是规范性和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