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丧葬传统讲究“入土为安”、 “狐死犹首丘”,而上海西方租界传来的火葬则挑战了这一传统。从近代中国火葬实践的基本轨迹观察,彻底火化尸体以杜绝疾病危险,并缓解城市中日益拥挤的墓地对整个城市健康的重大威胁,是火葬最初在近代上海租界落地生根的初衷。在近代欧美各国,火葬被当作“进步”“卫生”的象征,租界的西方精英,如诺尔医生等的不遗余力得鼓吹,并推动租界当局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的火葬场——静安寺公墓火葬场。不过,就租界的反应来看,在一开始,火葬就和西方社群长期的土葬实践和其背后的相信人死复生的基督教观念产生了冲突,招致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亦有来自佛教的火葬习俗,在宋元时盛行,及至清末,依然在上海的下层民众中流行。崇信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知识阶层,往往对这一传统采取压制的态度。不过,随着西方的现代火葬在租界的开展,中国的精英们开始慢慢接受了西方现代火葬的理念,并同时则接受了火葬乃“进步”与“落后”之标尺的提法,欲将此一充满现代性暗示的实践推广到本土社会中。从本土社会舆论的情况来看,往往将民间土葬的习俗斥之为不卫生的陋习和迷信,从国家主义和推动城市卫生的立场出发,呼吁国家制定行政法规,鼓励火葬以有利卫生并节约土地,带着鲜明的精英思维。问题在于,以伍连德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社会的医学知识精英,其火葬的实践主要来自应对烈性流行病的防疫,在对租界的争论及其背后卫生与葬俗之冲突并不十分清楚和没有充分借鉴的情况下,欲完成火葬从烈性流行病的非常态到日常生活的常态转换,进而使其成为中国民间社会自觉的丧葬选择,医学精英对社会习俗的根深蒂固往往估计不足。故而就民间的态度来看,对火葬的接受并不积极。从事实的具体运行而言,近代上海处理浮尸的实践的过程中,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等民间慈善机构和租界卫生处和上海市卫生局合作,多采用土葬的方式；而在丙所殡仪馆寄柩所等社会机构内,亦存有大量积厝。火葬在淞沪战争的紧急状态下被卫生施政机构,民间善堂和丧葬机构普遍采用,以应对战争带来的大量无人处理的尸体和大量涌入的难民带来的卫生危险；但一旦局势稳定,回到日常生活的节奏中,土葬旧俗就成为民间社会的自发选择。抗战后,为整治城市卫生环境,卫生施政机关和善堂丧葬机构围绕要不要火葬,怎样火葬,产生了一些冲突。此中,强力的国家卫生机关不得不仰赖秉持传统土葬观念的民间团体处理尸体,后者往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柔性的抵制,从上海卫生当局和民间社会的一系列冲突中,我们可以看见火葬在近代上海推行的实际困难。现有医疗史研究中,对现代性背后的“进步”观念多有批评。不同于强制隔离,检疫等其他卫生体制在近代中国的快速铺开,火葬与丧葬观念等“非现代性”因素联系密切。在民国上海的历史背景下,火葬做为现代性的实践一种,其进展并不十分顺利。此领域的进一步探讨,或更加利于我们反思近代中国现代性接受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