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确立的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农地的做法,共同决定了农地的小规模经营状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农户兼业现象越来越严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很多地方出现了农地抛荒行为。而另一方面,一些想扩大经营面积的种田能手却没有上规模的农地可以耕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有利于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加大、速度加快,流转模式越来越多样化,流转地区发展不平衡,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保持了较好的适应性。但流转过程中也存在违背“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流转后农地使用非粮化等诸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了进一步的政策安排,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各地都进行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探索,产生了一些典型的有地方特色的农地流转模式。农地流转的各种模式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只有适宜与否之别,中国目前的农地流转不能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台湾、日本、法国、韩国在农地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过与中国目前情况相似的问题,这些国家(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在农地流转方面主要有:第一,建立一个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体系。第二,制定一个清晰的农地使用规划,对农地用途的改变做出严格限制。第三,在金融方面给予农民很大的优惠。第四,建立老农退出机制,加强对新一代农民的培训,以实现农民的年轻化。同时,中国也应该吸取菲律宾农地入股流转,导致农地过度兼并的教训。农地流转的实质是一场博弈,农民转出(转入)还是不转出(转入)农地,以何种形式转出(转入)农地,都是流转参与方博弈的结果。交易费用的大小,以及市场的发育程度会影响甚至改变博弈的结果。合理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能有效降低农地流转交易费用。鉴于农地资源的特殊性质以及农地交易的封闭性,建立一种官方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是目前中国农地流转中介组织构建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