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赔偿以公权力性质作为赔偿种类的划分标准。监察权作为新型国家权力,使监察赔偿拥有了成为独立的国家赔偿的权力基础。从赔偿构成上看,相较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监察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范围相对限缩;归责原则上,在行政赔偿、刑事赔偿中饱受批判的违法归责原则,可能更符合监察赔偿中强调“责任性”的需求;同时,监察委与纪委合署办公的工作模式,为结果归责原则在监察赔偿中的确立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些特点成为监察赔偿作为新型国家赔偿种类的理论基础。因此,监察赔偿不宜直接适用原有行政赔偿或刑事赔偿的制度模式。构建独立的监察赔偿实现进路,既是完善监察赔偿的需要,也是对赔偿请求人权利救济的保障,更是确保监察体系与国家赔偿体系顺利衔接的体现。考察我国原有国家赔偿模式可以发现,我国刑事赔偿采用单一的、非诉的救济模式,赔偿委员会本身带有妥协性。这种模式虽然能够降低国家机关间的权力冲突、确保赔偿纠纷得到快速解决,但国家赔偿体系的完善性、公正性都受到质疑。行政赔偿中“双轨制”进路相对于刑事赔偿,在体系上更加完善,但与监察机关本身“专责机关”的定位存在了主体不一、职权行使效果差距大的问题。直接承袭任何一套原有国家赔偿的实现进路,或者折中两种赔偿实现进路,都难以符合监察赔偿的自身需求。因此,综合原有模式的优点,汲取域外“赔偿义务机关决定式”、“审议式”、“特定机关初审式”、“平等协商式”、“协商、和解、批准结合式”五种典型模式的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监察赔偿实现进路势在必行。结合我国监察赔偿主体相对固定、工作模式特殊的现实需求,允许赔偿请求人向赔偿义务机关直接申请赔偿,但规定特定机关——改良后的赔偿委员会作为监察赔偿的前置程序,并以诉讼作为监察赔偿救济的兜底途径;在程序设置上,规定有效的赔偿范围,限缩监察赔偿请求人的范围,明确监察赔偿的请求和诉讼时效,成为既能够实现非诉程序快速、经济的优势,又能够确保国家赔偿公正性的选择。从构建意义上看,这种独立的实现进路不仅能够凸显监察机关的独立地位,也能够间接实现对监察权的监督,成为推动国家赔偿体系改革的有效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