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其在很大程度上对全球“服务型经济”发展浪潮产生着推波助澜的影响。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动力转化的主要方面,更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的突破点。目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均衡、市场化程度低、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转化,增强科技研发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将会是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突破口,引领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轨道。因此,在当前阶段,明确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效应的时空分异及协调性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单元为研究对象,以统计年鉴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指标数据、经济指标数据和影响经济增长控制变量的数据为基础,在概述有关生产性服务业相关文献的同时,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对1996~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单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其经济效应的时空差异性以及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首先以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为背景,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情形出发,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86个地级城市单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空间数据分析等手段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6年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提升显著,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主的高值集聚区,由沿海向内陆阶梯状递减的趋势逐渐增强,并经历了在东-西方向上先极化后分散,在南-北方向上先分散后极化的空间演变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在地市单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但关联强度呈现波动式变化,可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较差。在影响因素方面,发现工业化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产生抑制作用,挤出效应明显。其次采用动态计量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动效应,主要运用VAR模型、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考察二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与规模扩大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面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标准差扰动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响应,并保持在4期左右,此后呈缓慢持续增长之势,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释放的过程。其三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采用多种形式的空间计量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效应的时空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效应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经济效应呈现出逐年增强趋势,同时随着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专业化差异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经济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也显著高于低水平地区,而专业化程度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的差异却不如预期中显著,而这种现象主要由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程度偏低引起。其四运用系统分析理论与方法,开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业——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社会”、“生产性服务业——环境”复合系统的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1996年、2006年、2016年各区域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序参量始终滞后于经济、社会、环境序参量,说明我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发展严重阻碍了三大复合系统的协调程度。同时三大复合系统均处于颉颃阶段的轻度失调类型,虽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协调性水平较低,距离良性共振仍有较大差距。之后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8~2022年复合系统协调性进行预测,结果发现以上三大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短期内均不会有较大程度改善。最后对论文的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积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区域产业发展差距等政策意见,以期将生产性服务业的经济效应发挥到最大,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社会、环境良性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