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在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下人们才能健康生活,环境的恶化不仅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而且还危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人均GDP从1978年的384.74元增长为2015年的50251元,不到40年的时间经济增长将近130倍,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依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能源来增加产量,能源利用率低,生产技术落后,在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对化石燃料的过多开采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为应对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平衡,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治理环境,采取颁发排污许可证限制污染企业进入、设定排放标准规范企业行为、制定法律法规严惩企业违法行为等措施。虽然我国不断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实施多种手段治理环境污染,但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环境污染趋势,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跟据环保部和中国工程院2011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国有超过1/4的人口正在使用受到污染的水,全国境内约有1/3的水系未能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安全标准,可耕种农田中约有1/5受到重金属污染,由此可见我国农田和水受到污染的范围之广。污染水源严重威胁到我国公民的身体健康。另外根据环保部和其他主管部门发布的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告,在受统计监测的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数量仅占全部城市数量的25%,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数量占全部城市数的比例高达75%,这反映了我国空气质量整体十分严重。从我国整体层面来看,与公民息息相关的水、土壤和空气都受到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到公民的生命健康。局部区域发生的环境突发重大事件如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湘江流域砷超标事件、湖南桃源铝厂污染和河北邢台新河县地下水污染事件等,更加证实了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环境治理水平急需提高。对于我国环境治理失败的原因,学者们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学者认为在于官员绩效考核体制,在绩效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环境标准,导致我国污染不断加重。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强化环境指标在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促使地方政府落实环境政策的高标准执行,改善地方环境现状。冉冉(2013)研究认为:环境指标往往会与其他考核指标相冲突,即使提升环境指标在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能长期激励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政策。从我国环境治理实践来看,为了保证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中央政府赋予环境和能源指标的权重不断加大,也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但我国依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本文认为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模式有信息不对称和缺乏公众参与这两大缺陷。在信息不对称下,政府规制机构可能被规制对象所俘获,制定出有利于企业排放污染的环境政策,企业排放污染就有了合理理由,从而大肆污染环境;地方政府为了优先发展经济,不严格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在招商引资环节竞相放松环境标准,有时甚至与污染企业合谋,充当企业污染环境的保护伞;企业借助污染排放行为的分散性和隐蔽性特征,利用政府监管漏洞偷排污染物、不认真落实污染处理流程,如在夜间偷排污染物和用造假数据来应对检查。公众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环境质量的直接感受者,广泛分布于各个地区,具有污染信息优势。公众参与能够对环境治理提供关键信息,能有效缓解规制参与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减少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改善环境现状。公众的事前参与有利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能阻止高污染项目的立项;公众的事后参与有利于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环境政策,能监督企业落实污染处理流程。为了验证公众参与是否有利于环境治理,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30个省份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公众参与确实能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利于环境治理。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为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事务,政府可采取如下措施:保障环境信息公开化、确立环境公益诉讼权、提高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促进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