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说:"只有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故而，过去的事情一旦和对现在生活的兴趣相结合，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了"。这种对现在的兴趣引导去研究历史，确切地说是唤醒和复活历史，并按照现在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历史。历史题材创作作为一种历史悠久而又随时代成长的艺术实践，从已逝去的历史中寻求叙述资源，同时又是连接当今时代的脐带。所有对历史进行叙述的行为，其动机并非仅仅是再现历史，而是为了针对现实说话，是重构历史;人的应然存在不能凭空建立，而要从对人的已然存在的追问中获取。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凭借文学叙事的方式进行历史言说的兴趣无一不是来自于解决现实危机的需要。历史题材创作像一面多棱镜，从各个侧面映照出鲜明的时代特色。解读历史题材小说，在重温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历史的时候，同时也打开了一轴用"进行时"书写当代的画卷。　　所谓"历史"，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即人类出现以来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涵盖了人类的全部过去。二是历史的回忆和思考，即人类是如何将经历和创造的全部过去加以保存和诠释的。换句话说，历史包括历史的本体和对历史的认识。历史作为人类经历和创造的所有事实的客观存在，后人无法亲历，能企及的无一例外都是文本化的历史，也就是说所谈论的历史其实是指书写的历史。随着语言哲学和现代思潮的发展，认识到，书写的历史不能原原本本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历史的再现功能受到质疑，"历史若文学"的思想盛行。　　然而，文学又不同于历史。历史撰述的目的在于呈现一系列前后相继，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迁等;历史撰写往往把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人当作干巴巴的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来论及。因此，历史更多地关注外部世界，而趋于忽略人类自身的内部世界;对历史学家而言，外部的历史事件总是处于第一位的，而历史人物本身则退居二位。相反，文学是从最根本的源头去展现人的隐秘的生活，深入到人物内心去呈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说注重个人生活描述，关注个人感觉的真实，而心理真实往往优于外部真实。再者，历史不仅仅包含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它还包含参与这些活动的个人。个人生活反映和体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个人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写照。历史小说通常通过重塑历史人物来重构该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对历史的重构更能够真实地再现过去，或者说，小说是重构历史的另一手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激化，黑人民权运动和全民反战运动的浪潮此起彼伏。在如火如荼的黑人民权运动的鼓励和影响下，美国出现了以白人学生为主体酊反主流文化运动和新左派运动。与此同时，美国妇女行动起来，对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主流社会中的性别压迫、性别歧视现象展开猛烈的抨击。因此，这一时期美国整个社会文化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发生了重大变化。风起云涌的各种群众运动和文化思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社会上的政治、文化反叛运动相呼应，一些小说家开始尝试对文学传统的反叛;在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方面进行革新实验。另一批作家不仅关注现实，投身政治活动，而且还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具有强烈道德和社会意识的优秀作品。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1925-2006)便是这批作家中的一员。　　威廉·斯泰伦深受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熏陶，具有南方作家特有的道德和历史意识，在他的作品中，人类历史、人性的善恶等问题都得到了人文主义的观照。近三百年的奴隶制度、种族问题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是黑人的痛，也是白人的痛。斯泰伦一生怀着对黑人命运的深深关注，他的五部主要作品中都探讨或涉及了种族问题。他对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并以实际行动为黑人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权利呐喊助威。　　面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黑人掀起的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斯泰伦深表同情，并指出激烈的种族矛盾是由于长期以来白人对黑人的忽视和蔑视所造成的。黑人被视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道德判断标准的私有财产，这是内战前就根深蒂固，至今仍普遍存在于许多美国白人头脑里的黑人观。白人拒绝把黑人当作自己的同类去了解，避免同黑人有直接的交往，对此斯泰伦持批判态度。他还反对夸大黑人对奴隶制度的反抗，将黑人当作无时无地不试图用暴力手段发动暴乱的狂热分子。斯泰伦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严重地曲解了黑人的真实形象。面对现实的种族危机、社会的动荡，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斯泰伦充分利用文学手段来反思历史，谋求解决当前问题的良策，为此，他创作了历史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　　小说讲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黑奴起义领袖纳特·特纳的故事。小说出版后虽然立即受到了白人评论家的普遍赞扬，但却受到黑人知识界一致的严厉批评。他们指责斯泰伦在小说中有意篡改历史，歪曲奴隶起义领袖的形象，把深受黑人群众敬爱的纳特·特纳描绘成"笨拙的、优柔寡断的、神经极不正常的阉人"。　　本论文认为，斯泰伦虽然是借鉴了现代派创作手法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但他也受到当时盛行于美国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界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采用了具有后现代意识的修正主义史学观和撰史观，对记录纳特·特纳事迹的历史进行质疑，并结合时代的需要和对现实社会的兴趣，重塑了纳特·特纳的形象，重构了他生活的时代。斯泰伦描写了身为黑人、奴隶，生活在奴隶制社会的纳特·特纳的内心冲突和对自由渴望，以及他后来认识到要为黑人争取自由而斗争，努力寻找自我和建构自己身份的重要性;斯泰伦颠覆了纳特在白人心目中滥杀无辜的宗教狂热分子形象和在黑人心目中偶像化了的英雄形象，将纳特塑造成颇具人性、内心复杂、感情丰富、追求独立自由的黑人。更重要的是，纳特最终与开明的白人取得了相互理解，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时，一方面认识到黑人要为自由而战，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种族之间、个人之间不能互相对抗，应该博爱，互相融合。通过这样的沉思，纳特的灵魂得到了救赎。而作家也通过赋予黑人以完整的个性、独立人格和身份，声讨了罪恶的奴隶制度，为白人对黑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可以说斯泰伦的这部作品是白人试图了解黑人，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的有意义的尝试。不难看出，斯泰伦的这部历史小说表现了作家在种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他赞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义，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力，主张黑人和白人之间达成互谅与和解。　　斯泰伦的关注点不仅仅聚焦于与美国、美国南方直接相关的话题，他曾提出"南方作家现在要脱掉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的创作观。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灾难性世界大战之后，人性、理性、道德被放逐，人类社会处于持续的混乱之中。斯泰伦坚持文学艺术的本职是反映和探讨人类的生存状况，无论是社会的混乱不堪、人的失败和绝望，还是人性的堕落。在《苏菲的选择》中，他选择"大屠杀"为创作题材来探索人类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以苏菲悲惨的命运为轴心，揭露纳粹令人发指的罪行，使读者不得不对人类历史中对人性粗暴践踏的罪行、善与恶的较量等问题进行沉重的反思;另一条线以叙述者斯汀戈的成长为基点，将二战后美国社会与纳粹德国的"屠犹"罪行并置，不仅谴责和声讨了纳粹分子的惨无人道;更重要的是作家探讨了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无法破解之迷，即:生活于地球的人类本该是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相互理解的一个大家庭，但现在的人类却无时不生活在互相迫害和残杀之中。包括阿多诺在内的不少哲学家、历史学家、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大屠杀"事件太野蛮、太残忍，语言无与言说，惟有沉默才能告慰千千万万的受害者。斯泰伦却逆潮流而动，通过塑造虚构人物苏菲来接近、了解已成为历史的奥斯维辛，来探讨人性之恶。其目的是让读者通过审视别人的恶，意识到自己身上潜在的恶，只有意识了恶的存在，才有可能弃恶向善，人类自身才能得到救赎。　　本论文采用历史-传记的研究方法，探讨斯泰伦两部历史小说的主题、创作意义;并通过细读文本梳理了作家重构历史的叙事策略。论文使用史学理论说明反思历史、重构历史的积极意义;应用相关的主体和身份建构理论、创伤理论和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人物的塑造。　　论文的第一章概述了作家斯泰伦进行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简要地分析了作家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以及集中研究他的两部历史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章首先辨析了"历史"的两种内涵;然后论述了有关理论和学说对历史再现功能的质疑，并继而指出文学是重构人类历史的另一有效手段，历史小说尤其肩负这一重任。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斯泰伦在作品中重构历史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及其在重构历史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和撰史观。　　第三章主要分析斯泰伦在《纳特·特纳的自白》中如何重构一部白人和黑人共同的历史。斯泰伦立足于现实，通过重述历史人物--黑人奴隶纳特·特纳--个人的历史来重新审视奴隶制，重构生活在奴隶制社会中白人与黑人的历史。该章首先分析作家如何颠覆传统历史文本中纳特·特纳的形象，然后使用叙事学、身份建构等理论，阐述作家如何将抽象化、模式化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并赋予他以独立的人格、完整的身份和人性的光辉。纳特·特纳一身经历了建立个人身份、集体身份和叙述身份的历程;并最终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惟有博爱、谅解才能解决冲突，并获得自我的求赎，暴力只能加深个人的信仰危机和生存危机。　　第四章分析作家在《苏菲的选择》中重构的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无以言说的历史。本章指出，斯泰伦通过讲述苏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随后来到美国的生活经历来反观和重新解读"大屠杀";作家以此为契机，记录了小说叙述者通过了解苏菲的过去，深受教育而成长的历程;同时，本论文分析了苏菲的双重身份:她既是受害者，同时又具备纳粹同谋的一些特征，论文还分析了纳粹分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性因素，从而探讨了小说对善与恶二元对立并存关系的理解。　　结论部分对论文作了总结和归纳，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和今后进一步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