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主教等宗教信仰的研究一直在公民社会和社群共同体的理论传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托克维尔等人就曾充分肯定过天主教在公民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学术界也涌现出不少探讨中国公民社会的论著,只不过目前从宗教社会学角度开展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赵文词教授的《中国的天主教徒》一书则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通过对中国天主教尤其是乡村天主教的深入考察,赵文词教授指出：中国天主教总体而言不具备公民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它不仅无法促进还很可能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不过,这一论断亦受到多部民族志研究的挑战,也与托克维尔等人的研究论述形成鲜明对比。有鉴于此,本文形成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具备公民共同体特征的天主教会在中国乡村是否存在?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回顾,本文形成了一套由群体凝聚力、组织自主性、教会独立性、多元与包容四要素构成的,用来剖析中国乡村天主教公民共同体特征的操作化指标。遵循宗教社会学堂会研究的方法论范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比较性的综合考量,选定了冀中林村教会及其所在地区为田野个案地点,以民族志深描等质性方法为主,以量化材料、文献资料等为辅展开研究。本文的主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个案村落和当地教会的背景简介,第二部分则遵循公民共同体特征的四个要素,对中国乡村天主教展开具体探讨。在群体凝聚力方面,本文发现当地教会呈现出的“凝聚力高、排他性低”特征,主要得益于信徒在姻亲、宗亲、神亲、干亲等多种关系纽带的互动、交叠中形成的多重亲属性群体凝聚模式。这种模式中既有强化教友信仰性身份的姻亲和神亲关系,亦有超越信仰界限并弱化教会排他性面向的宗亲和干亲网络。这使得教会在形成较高的群体凝聚力的同时,并没有出现孤立和区隔的问题。在组织自主性方面,本文发现当地教会呈现出的“自主性高、威权性低”特征,主要得益于神职人员、会长、热心教友等在圣俗两个面向的仪式性分工中形成的二元宗教供给模式。这种组织运作模式更容易使权力扁平化、分散化,加强圣俗两方的沟通、互动、合作,激发起组织内部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精神,最终对教会的整体活力和自主性起到促进作用。在教会独立性方面,本文发现当地教会较高的独立性,主要得益于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骨干在维系教会双重合法性身份,运用各类社会资本促进教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保护型精英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骨干等教会精英从圣俗两个面向上维护了教会的信仰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他们是教会与外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中介,是维系乡村天主教会独立性的主要力量。在多元与包容方面,本文发现当地教会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和包容性特征,主要得益于乡村天主教与其他信仰形式的深入互动,得益于教会对信徒多元分化趋势的积极态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化包容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具有分散性、民俗性特质的民间信仰和庙会活动冲淡了天主教的排他性取向,增强了其对其他信仰传统和普通村民的理解包容；同时,乡村教会也在积极应对现代化、城市化带来的多元取向,并尽力维系教会最基本的组织基础和运作机制。通过对上述四个要素的深入剖析,本文初步得出研究结论：林村等地的乡村天主教会具备公民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同时,保证乡村教会符合公民共同体特征的关键因素,不仅在于中国乡村天主教会具有与西方教团相似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更在于其所依托的复合的家族亲属网络,其所施行的独特的自主运作模式,其所维系的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其所秉持的包容的多元信仰文化。这些要素都具有非常突出的“中国特色”,并不能被以往的理论传统很好地解读。有鉴于此,本文借鉴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团体格局”和“社会圈子-团体”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多元差序性团体格局”的理想结构,用以进一步阐释、解读本文的田野实证发现。在这种理想结构中,差序性与团体性的结构形念可以在乡村天主教会中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同时,作为组织边界清晰的“团体”,乡村教会的内部、外部也广泛存在各种差序性的“社会圈子”。由此,本文认为：首先,乡村天主教会一直兼有中国乡土文化和西方教会组织的双重特征,在解读此类混合了中西方两种信仰文化和组织结构的社群共同体时,需要更加谨慎地使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中的概念和语词,不能简单地移植和套用。受到信仰背景和文化视角的局限,近年来研究者多以典型团体格局式的欧美教会为样板来探讨中国乡村教会,这脱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教现实。其次,在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转型过程中,乡村天主教等教会团体在一定时期内仍难以完全吻合教团型宗教的“团体格局”特征,也可能长期表现出兼具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独特结构。研究者应该转换理论视角,以具体翔实的田野实证材料为基础,分析中国乡村天主教会,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最后,以获取的田野实证资料为基础,本文也尝试提出了若干研究推论,以期在进一步的分析探讨中予以验证、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