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传说的时期，这一时期上承两汉统一盛世，下接十六国南北朝大动荡社会，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开端时期。这一时期的华夏族同周边其他民族不断深入接触，乌桓、匈奴等其他民族也大量进入中原，这些都为之后汉族的正式形成和中国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初逢乱世的年代，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急剧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于民族的认识和民族关系的思想。认识清楚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对于研究中国民族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三国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对于现在处理民族问题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和参考。诞生于三国时期的各种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践的时间虽然都不算长，但都算是可供研究的重要思想：曹魏政权作为史书记载最为详细的正朔政权。作为政权奠基者的曹操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剿灭穷寇、威服四方，“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诚信与留质等思想都对曹魏政权处理民族问题具有指导性意义。曹丕、曹叡父子的民族关系思想基本都是继承曹操的。同时，牵昭、苏则等一批边吏在实践中产生的民族关系思想也保证了曹魏政权合理的处理民族问题。而邓艾的民族关系思想更是后代江统“徙戎论”的先导。同曹魏政权相比，蜀汉政权可考的民族关系思想就简单的多，只有诸葛亮、马谡、姜维三人。其中，诸葛亮和马谡的民族关系思想为蜀汉政权带来了稳定的内部环境，而姜维的民族关系思想则让蜀汉失去了羌胡的信任，加速了灭亡。孙吴政权的民族政策是三国时期各国中最为糟糕的，围绕着山越问题、中国东北势力问题和夷洲问题的讨论所体现出的各种思想也多不可取。比较三国时期各国的民族关系思想，蜀汉应当是最为优秀，其次为曹魏，最不好的是孙吴。最终，在西晋一统华夏之后延续了不少曹魏的民族政策，为日后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