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观,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必经之路,从信息化起步晚的现实来看,实现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三化”的协调发展是达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各区域间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发展水平差异仍然较大。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三化”发展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发展速度开始逐渐减缓,而拥有“经济欠发达地区”之称的我国西部地区,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在不断加速向前推进。因此,分析探讨我国西部地区近十年来“三化”的协调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更好的了解西部地区“三化”的演变规律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趋势,有的放矢地推进西部地区“三化”的进程以及协调发展水平,助力我国经济增长。基于此,本文以2007年—2016年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来测度我国西部各省区市“三化”的发展度以及协调发展度,并且运用灰色系统GM(1,N)模型以及主成分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实证分析,可得以下主要结论:(1)2007—2016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升,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且发展速度为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至2016年,西部地区总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工业化。“三化”之间发展不同步,且西部内部各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但有逐渐减缓的趋势。(2)至2016年,西部地区整体已由2007年的濒临失调状态进入到2016年的初级协调状态,正向中级协调迈进。至此,西部12省区市已没有失调发展的地区,均已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状态,仍需大力发展。(3)西部各省区市的不同子系统对于“三化”协调发展的驱动及阻碍作用各不相同,程度也各不相同。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大部分地区的“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起到驱动作用,而新型工业化的驱动作用不太乐观,甚至对有些省份会有阻碍作用。(4)在影响“三化”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中,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比、人均有效灌溉面积、非农产业产值比对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最后,针对本次研究结论,本文对促进我国西部地区“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