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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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以中印洞朗对峙案例为依托,运用国际关系中的观众成本理论作为本文的分析视角,重在探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中国和印度双方在制造和展示观众成本、规避观众成本和支付观众成本这三个阶段的舆论战策略,进而透视双方舆论报道的特点。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印洞朗对峙危机爆发后,中印两国都通过媒体报道制造和展示了观众成本,双方是如何规避观众成本和如何支付观众成本,使危机得到降解并使政府得到国内民众支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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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以中印洞朗对峙案例为依托,运用国际关系中的观众成本理论作为本文的分析视角,重在探讨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中国和印度双方在制造和展示观众成本、规避观众成本和支付观众成本这三个阶段的舆论战策略,进而透视双方舆论报道的特点。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印洞朗对峙危机爆发后,中印两国都通过媒体报道制造和展示了观众成本,双方是如何规避观众成本和如何支付观众成本,使危机得到降解并使政府得到国内民众支持,最后随着对峙“战场”上的偃旗息鼓,舆论战也归于平静?本研究以Factiva多语种数据库收录的《印度时报》和《人民日报》文本为依据,利用关键词“洞朗对峙/洞朗”、“Doklam Standoff/Doklam”搜索,对中印两国与洞朗对峙相关的报道文本进行分析,按照观众成本理论分为制造和展示观众成本、规避观众成本和支付观众成本这三个阶段,通过媒介话语透视中印洞朗对峙舆论战中印度和中国的表现。通过中印洞朗对峙舆论战过程的详细解构,研究发现不是所有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在危机中制造和展示了观众成本后,都会面临支付观众成本。洞朗对峙危机事件是一场涉及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危机,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方式不同。文章通过详细考察洞朗对峙舆论战过程中双方政府在制造和展示观众成本、规避观众成本和支付观众成本的各个环节,一方面可以丰富既有的观众成本理论,对既有的观众成本理论提出修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降解危机提供启示。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深度案例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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