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是现当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博学鸿儒，其融汇中西、旁及百科的学术著作不仅包含了对文学、历史、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诸多命题的深入思考，也展现出他对文化人类学这一现代综合性学科群的高度关注与独到研究。笔者认为，钱锺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资料共享与方法互动两个方面。就前者来看，钱锺书在其著作中不仅征引了大量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著作与民族志材料，更着力发掘出中外诗文、史书乃至民间口语传统中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的文献片段。从而对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具有着双重的参考意义。就后者而言，钱锺书在跨文化对比中寻求自身定位的学术取径，以及抉发人类文化本质的尝试，本身就带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色彩。他对神话故事、宗教信仰、民俗仪式的研究思路也常常与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不谋而合，在方法上形成了充分的互动与互证。钱锺书将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引入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既有文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也极大拓展了文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大量的人类文化片段在钱锺书的整合之下，平等对话，自由穿梭，形成了巴赫金式的“话语狂欢”。同时，文化人类学独有的科际整合能力以及对客观文化事实的充分尊重与钱锺书力求“打通”、“不耻支离”的学术立场颇为契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片面强调逻辑语言与理论系统的唯科学主义学术话语的反思。不仅如此，透过钱锺书对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素材的巧妙运用，我们也得以管窥他建构现代学术话语的独特路径，而这一路径的背后正是钱锺书在新旧交替，东西碰撞的时代里所形成的复杂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