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因其在时间、地域以及文学语境上的特殊性，通常被视为勾连起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过渡阶段，“过渡”二字就揭示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小说作为这一时期解放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们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创作模式的巨大改变，对于小说特点的揭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整个解放区文学的特点。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解放区小说在叙事技巧以及叙事逻辑上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展现此时作家在叙事形式上的转变，并由此关涉文学语境、作家心理以及解放区小说呈现出的整体性倾向。　　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以解放区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三个重要的主题对其进行把握。解放区短篇小说数量众多，短篇小说本身的灵活性使作家更容易利用这一形式来展现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新的文学体制的磨合所体现出的诸多复杂状态也更加明显。这一章主要通过将短篇小说分为启蒙主题、知识分子忏悔主题以及“工农兵”新人主题，并结合作家心态梳理这些主题在四十年代中叙事方式的改变。另外，对丁玲作个案研究，从她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策略观察作家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学体制的复杂关系。　　第二部分主要关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解放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出现暗示着作家经验结构的逐步稳定。在这一部分中对不同身份作家所呈现出的不同创作心理入手，包括解放区本土作家、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托生于左翼文学的知识分子作家三大类，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此时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根据不同的作家身份和心态在小说主题的选择、叙事结构以及人物塑造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倾向，另一方面也陷入了各自的困境之中。这些小说的创作特点对建国后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最后一部分则是从整体上对这一时期小说叙事所呈现出的特点进行归纳和评价。解放区小说将叙事作为一种中介，是作家整合自己经验结构的一种工具。在具有强制性的文学体制的指导下，解放区小说实现了叙述对象向“工农兵”的转化，而新叙述对象的陌生使解放区小说具有纪实性和简化性的特点。与此同时，作家们也在作品内外将小说的叙述权转让给“工农兵”，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在不断降低。另外，由于读者的改变以及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解放区小说开始大量吸收民间的方言土语，一方面有利于作品主题的展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达到了一种悖论性处境。受制于时代发展水平和作家的矛盾心态，四十年代解放区小说也达到了一种无法突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