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掀起了并购热潮,并购活跃度和交易额一路上升。虽然2016年A股并购市场遭遇史上最严监管,并购数量同比减少,从2015年的6497起降至4354起,然而并购规模依然延续增长态势,达3.012万亿元。2016年初,我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结构性改革任务,并购作为产业整合和升级的最佳方式之一,再次迎来发展的机遇期。在此背景下,商誉伴随着并购大潮日益成为财务报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产,据WIND数据显示,2015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确认商誉的公司达到1442家,占所有上市公司总数的51%,确认商誉金额5716.87亿元,较2014年增长74%。对并购商誉进行充分认识并恰当的会计处理有助于企业利用自身资源,提升竞争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了解资产质量,作出恰当决策。然而,由于商誉本身的复杂性,对商誉的研究和争论从未停歇,尚未形成共识,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在商誉会计准则执行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IFRS 3)发布近十年之后,2013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对IFRS 3实施后的具体情况进行信息采集并讨论,启动“IFRS3实施后审议”项目,并于2015年完成并发布了IFRS3实施后审议报告。报告中对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进行了系统梳理,IASB对企业合并准则的实施后信息采集再一次激发了会计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对商誉的探讨和争论。本文以商誉会计为主要研究内容,围绕我国商誉确认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两大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并购商誉进行理论剖析,同时,建立模型,对会计商誉和经济商誉的初始确认和减值进行分析比较;随后,对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会计执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从商誉确认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两个方面找出我国上市公司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原因,然后,分别对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最新研究进行总结梳理,深入分析商誉确认和计量的最佳标准,从而对我国的准则制定及准则执行提供建议。初始确认和计量环节,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价值评估不合理、可辨认无形资产确认不足等导致商誉虚高、减值风险巨大等问题,在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差额法下,商誉已经演变为差额“计价容器”,包含了许多不属于商誉的成分,完全偏离了并购商誉“被购买方超额收益能力”的经济实质。对商誉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准则规定下的会计商誉与经济商誉有一定的偏离,包含了转移对价的过高(低)支付以及计量误差。针对准则本身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净化商誉的观点,对不符合商誉的内容单独处理,同时完善价值评估方法和可辨认无形资产的确认。后续计量环节,对我国上市公司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减值准备计提不及时、不充分的问题,同时,资产组认定及商誉账面价值分摊不合理,可收回金额确定困难等。在对立即注销、系统摊销和减值测试三种后续计量方法分别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减值测试是最为合理的方法。同时,对商誉减值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当前准则下的减值测试设计会低估减值准备,提出将可收回金额变为公允价值的减值测试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