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在西风东渐的时代浪潮中,话剧作为现代精神的载体传入中国。经历了新与旧、中与西的历史性碰撞与交锋后,中国戏剧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新兴话剧在文化启蒙和民族革命运动中领导了现代戏剧的新潮流,开始了在民族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的历程。这一过程经历了从“以西为新,以中为旧”到“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求索,及对传统戏曲从否定、批判到认同、融合的漫长实践,遭遇过单纯回归传统、否认现代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复辟,出现过戏剧政治化和片面追求戏曲化的怪圈。如何使直接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的话剧成为真正属于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实现民族化与现代化紧密结合的话剧民族化创作,是从早期话剧至今所有的戏剧家、理论家倾力思考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吴祖光的探索值得我们重视。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高举启蒙精神和“人学”的旗帜,坚持兼容并包、中西合璧的戏剧观,研究并借鉴传统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将中西戏剧“写实”与“写意”艺术手法相融合,尝试不同题材和富有异趣的创作风格,对民族戏剧的现代化和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饱满的理想主义气质以及独特的写意美学风格丰富了中国现代话剧。本文共分两章,外加绪论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了影响话剧民族化进程的几个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政治化的相互影响,重点分析了话剧民族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戏曲的艰难探索,经历了“反戏曲传统——回归戏曲传统——话剧与戏曲传统融合”的过程。同时,对学术界关于吴祖光的戏剧理论和艺术实践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研究中的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对吴祖光话剧进行影响性研究,分析其兼容并包、中西合璧的戏剧观是如何形成的。第一节论述了吴祖光话剧艺术源于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对戏曲艺术的创造性借鉴；第二节分析了吴祖光民族化话剧创作来自中西方戏剧的影响；第三节全面论述了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民族戏剧观。第二章集中审视吴祖光紧扣时代脉搏的民族化话剧创作,探究吴祖光如何通过不断的艺术努力将戏曲艺术的借鉴与民族精神和现代意识的高扬有机地联系起来。第一节从“生命意识的激扬与民族精神的高扬”的“人学”内涵和启蒙主题,发展地看待吴祖光话剧民族化创作阶段性的特征和变化,深入挖掘吴祖光话剧创作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立意；第二节通过对《捉鬼传》等剧作的讽刺艺术和喜剧精神的分析,对吴祖光的现代喜剧艺术进行探索,以期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进行弥补；第三节以传统艺人形象为视角关注吴祖光剧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第四节从“‘写实’与‘写意’艺术的自然调和”角度探讨吴祖光剧作中极富民族色彩和民族风格的审美追求、诗性气质和浪漫精神。本文研究的创新点是将吴祖光话剧创作纳入中国现代话剧民族化进程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对吴祖光剧作中所受西方戏剧的影响进行开拓,并对学术界关注较少的现代喜剧艺术进行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对吴祖光话剧创作的研究阐释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美学渊源以及与西方戏剧的精神联系,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发展进程和艺术规律,试图为当下中国话剧创作提供某些方面的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