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一生治学遍涉文史哲艺，著述丰赡，造诣高深。钱穆虽非专门从事文学研究，但对文学研究亦深致关切，多有精要剀切见解，只是长期处于边缘化境地而不为人们所认识。本文重在梳理和描绘钱穆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期以增进人们对钱穆先生全幅学思生命的认识与了解。 检视钱穆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大体是要在传统文化立场上，将其一贯坚持的文化生命本体论及人生思想体系建构，贯穿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探究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真实性，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实现中国文学的翻新复兴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主要循此思路为论述线索，并将整体论述结构安排为三部分： 上编“文化生命本体论与心学文学观”主要讨论钱穆的“心学文学观”及其文化生命本体论理论基础。钱穆认为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性的“生命绵延”，并通过高度个性化的“文化”界说，以“人生”为核心范畴确立了文化、民族与历史的三位一体关系。钱穆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认定西方文化属于“物本位”的外倾型商业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心本位”的内倾型农业文化，二者间存在着本质差异，不能以西方文化绳规中国文化。钱穆强调中国文学有其独特文化生命与内在人生思想建构，并从“文以达心”和“文学人生化”两方面阐发了中国文学的“心学”特质。他将“文以达心”解说为中国文学人文使命的核心内涵，它包含着“以文传心”和“以心会心”的内在架构，分别牵涉创作和欣赏两方面，而其最高理想境界则是所谓“诗史精神”。中国文学亲附人生，追求“文学人生化”与“人生文学化”的融凝合一，钱穆运用“共相”和“别相”概念梳理了“文学人生化”的特殊内涵，认为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描写内容及艺术境界等方面都能以“技进于道”为艺术绳则，强调文学描写人生最终汇归于文化生命大共相。钱穆的文化生命本体论和“心学文学观”旨在彰显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价值，而他的文学研究也因此获得了坚实的本体论理论基础和宏观的文化视野。 中编“宏观视野中的文学史论”主要选择了五个重要问题来讨论钱穆的文学史论。本文首先分析了钱穆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问题的独到见解。钱穆有意识地将文学观念自觉处理成动态演进过程，并将其下延至隋唐时期，强调了儒学思想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认定“文道合一”观念乃是文学观念自觉的初步定型形态。钱穆在此坚持中国文化的真善美相和合观念及“雅”文学传统，致力于建构本土化的“纯文学”理论体系，以回应西方纯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冲击。其次，钱穆对传统“比兴”理论作了体系化的阐释。他着重分析了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观念，而“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乃是中国文化的演进趋向，同时也是中国文学“比兴”传统的形上来源。“比兴”原属“《诗经》学”范畴，钱穆将其拓展运用与各种文体的艺术分析，强调“即境界即技巧”的比兴实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特质所在，同时也是中国绘画、书法、戏剧等的 共同基质.钱穆对传统“比兴”理论的阐发，在扩大其运用领域的同时，显然也还 有建构艺术本体论的意图，这是值得注意和肯定的。再次，本文简要介绍了钱穆的 文学辨体理论。钱穆对传统辨体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他将中西文学比较也纳入 其辨体理论，强调在整体文化体系中进行文学辨体，以传统辨体理论为基点建构 “文学通论”.本文还对钱穆的古典文学辨体和中西文学比较作了简单概括，指出 二者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也还存在一定区别。毫无疑问，钱穆的文学辨体理论重在以 文化生命本体论彰显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价值。复次，本文联系钱穆的史学考据理 论，对其关于文学考据的基本意见作了粗略梳理。钱穆的考据理论强调考据须与义 理、辞章相结合，必须能够裨益人生，并将考据范围由版本考订、名物训话等材料层面扩展到了思想层面，认为研治思想甚至西学都需要考据，如此便为其文学研究将考据与欣赏相互贯通提供了理论依据。钱穆强调文学靠据必须有助于欣赏，以文化生命的交流、沟通与欣赏为归趣，这样才能全面发挥文学的人生教育功能。本文认为钱穆的文学考据理论大体坚持了传统文化真善美和合统一的观念，其反对真善美相分别的现代学术观念的意图非常明显。最后，本文分析了钱穆的中国语言文字观。钱穆从文化学层面强调语言文字乃是“文化生命工具”，不仅是文化生命绵延的思维外壳，而且自具生命;中国语言文字有其极具生命个性的文化特质，语言 (口语)与文字(书面语)之间乃以文字为主导而保持有一定距离，这一特性引发了中国文学的“尚雅”传统，文学创作力求雅化:钱穆认为，文言与白话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实有甚深的内在文化联系，不能人为地割裂它们一体相承的文化生命。钱穆的观点同样是对五四新文学片面强调白话而毁弃文言的偏激做法的批评，有着现实人文关怀精神。 下编“‘文学开新’论与文学现代化”，意在将钱穆的文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作一简要评价。钱穆的文学研究，几乎每一论题皆针对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