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者研究抗战初期的中国海关问题时,多从日本如何侵占中国海关入手,旨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而较少注意国民政府及英、法、美等国政府的应对机制与策略,并且对于交涉过程的叙述大多比较简略。本文通过运用英、美外交档案及中国海关档案资料,对抗战初期围绕中国海关问题,中、日、英、美、法等国政府所进行的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行洋细的专题探究。　　 本文通过对各方围绕中国海关问题进行交涉过程的详细考察,认为：在侵占沦陷区中国海关的过程中,一方面,日本军方以武力向中国海关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其屈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以确保英、美、法等国在中国海关的利益为诱饵,引诱英美法妥协。日本军方与日本政府共同联手,“武力”与“劝诱”相配合,以达到侵占沦陷区中国海关的目的。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其自身在中国海关的利益,并确保中国海关税款能按时偿付外债赔款,最初积极联合美、法政府,阻止日本政府侵占中国海关的行为。但是后来,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英国政府转变其原本坚持的处理中国海关问题的政策,由“对日强硬”转向“对日妥协”。最终,背着中国政府同日本达成关于处理中国海关问题的非法协定。美国政府一开始实行追随英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当感觉到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受到威胁时,就脱离英国政府,试图单独同日本政府交涉。在整个交涉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扮演一种既“密切关注”又“置身事外”的角色。而法国政府则秉持追随英国政府的态度。国民政府面对日本政府侵占华北海关与上海海关的举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与机制,总体而言是失败的。由于国民政府高层在此过程中犹豫不决,并且一直试图借英、美、法等国之力来制止日本对中国海关的侵占,导致其在处理中国海关问题时持一种消极态度,并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出卖。另外,对于以往学者较少注意的《英日协定》的具体文本问题,本文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认为,所谓《英日协定》应当包括英国驻日大使同日本次外相之间来往的八份文件,而不仅仅只是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