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习性、资本等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乔叟在中国的百年接受史,阐述乔叟的接受状况如何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场和社会场所影响和制约,分析中国接受者的习性如何决定他们在各种场域中的位置,进而探讨各种场域之间和内部的竞争如何作用于乔叟在中国的接受。中国学者从对作品的初步介绍转变为对形式的解读、对作品内涵的多方面探讨以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的思索。这一接受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中西文学、文化碰撞融合的思考,和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探索。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五章。绪论主要包括文献综述、“接受”和“翻译”这两个相关联的核心概念的阐释、布迪厄的关键理论梳理以及本论文研究内容和基本观点的简述。第一章分析民国时期的乔叟接受状况。新旧文化两派在社会文化场域里处于对立位置。新文化一派在教育场、文学场、翻译场都处于支配地位。新文化一派提倡新文学,希望通过改变中国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来建立新思想、新社会。他们认为,乔叟革新了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形式;他们在解读和翻译乔叟作品时使用白话文、选取的是代表新的文学思想的故事。与之相对的学衡派反对文学和社会的完全西化,希望保留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特别是其中的儒家教化思想。他们强调乔叟继承西方文化传统,并在乔叟作品的解读和翻译中使用文言文和突出儒家教化思想。两派的对立反映出文化场、社会场中新旧文化思想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第二章分析1949年至1979年的乔叟接受状况。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这时期社会各场域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在教育场、文学场里相应地占据支配位置。他们强调乔叟的社会性、人民性,强调乔叟作品的反封建性和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同样,翻译家方重在对乔叟的解读和评论里也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李赋宁对乔叟作品的文体学研究却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场里的权力竞争。第三章分析1979年至今的乔叟接受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的社会政治场域建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文化开始多元发展并广泛借鉴域外文明的成就。在教育场、文学场里的中国学者相应采取多元化视角解读乔叟。他们的视角或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或继承马克思主义、或接纳西方阐释方式、或采用多种阐释方式。这种多元化解读使乔叟学者们在学术场域里的位置并非像过去那样倾向于两极对立,而是在相互竞争的同时,更多的是相互包容和相互借鉴,这是社会场里中西各种文化思想相互融合的折射,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多元化发展在乔叟接受领域的反映。第四章分析香港和台湾的乔叟接受状况。两个地区的乔叟接受始终与各自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关,是文学场与社会场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接受者习性的选择。香港的乔叟阅读较少,其接受状况却融汇中西,就如同它的地理文化特点。台湾的接受状况是中西文化竞争的结果。早期乔叟接受者主要来自大陆,他们学贯中西,他们的习性生成使他们的研究融合中西两种阐释方式。但随着台湾社会和文化场日渐向西方靠拢,西方阐释方式逐渐在乔叟研究中占据支配位置。即使如此,这些向西方传统靠拢的书写始终隐含着和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对话。第五章分析《坎特伯雷故事》的两个全文中译本。两个译本形成的年代都是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的时期。两个译本都是对原文的直译。相比而言,方重的散文译本用字简练古雅,而黄杲炘的诗体译本注重对原文诗歌格律的对等翻译。在译作里,两位译者重构了一系列关于强盛中国的记忆场。这表现出他们在有意无意中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认同国家民族身份、重构文学场和社会场的努力。结语部分提出,文学接受是一种社会行为。中国的百年乔叟接受史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密切相关,其发展是一个社会性过程,是这时期中国的社会场、文化场、文学场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影响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