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具有一去不返的不可复制性,后人在研究过去时。只能通过著述、史料或其他文化遗存来进行重构,尽管其目的均在于“重现”客观历史,但往往由于时代的变迁、史料的多寡以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主观立场等的不同而呈现多角度、多样化的历史叙事和意义解读。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对于20世纪的“新史学”,我们也应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拓宽视野,进行新的解读,发现其从史学思潮向流派的转型,并考察其基本特征、演进线索、学术成就以及时代价值等。　　“五四”以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有所变化,但并非限本转向,从《新史学》到《中国历史研究法》,乃是其新史学理论体系从初步构建到完善的过程。与此同时,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取得巨大成绩,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以梁启超和夏曾佑为主)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这一时期,构成新史学流派的史学家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与梁启超存在直接的师承关系,如萧一山、张荫麟、杨鸿烈、姚名达、卫聚贤等;一类虽与梁启超无密切交往或直接师承,但在学术宗旨和实践上明显受其影响(其中大多有明确言论),彼此呼应,我们也应视之为一个学派,如吕思勉、周予同、陆懋德、金毓黻、王桐龄等。　　从时间上看,20世纪初是新史学思潮涌起并初步呈现流派特征的时期;“五四”前后至20年代来,是形成流派并日渐成熟时期;20世纪30、40年代,是进一步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是蜕变和分化时期。这一流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新史学流派将其理论主张贯彻于中国通史、断代史、史学史以及学术史、经学史等诸多史学领域,取得不菲的学术成就,创作出多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既表现出这一学派的共同特征。又展示了不同史家的独特治学风格。　　新史学流派为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作出独特贡献,并在经史互动中扮演关键角色,是20世纪中国最早出现并自成体系的史学流派,而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互有交叉、渗透,一同构成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三大干流之一。其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差异较为明显,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诸多共通性,但在史观这一核心理念上,经历了从进化史观到“综合史观”的发展阶段,主张兼顾心、物,与唯物史观存在着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