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坐”是东汉王朝一种特有的礼仪规范和政治设计,即皇帝“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东汉的政治格局及走向。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是“三独坐”的设立原因。东汉初年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其中尤以豪强问题和吏治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三独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这一大的政治危机而设立的。同时,也应该分析“三独坐”设立者刘秀这一个人因素,尤其是其治国理念、治国方略,也能帮助我们从中找出“三独坐”设立的特殊原因。本文就着重分析了光武帝刘秀,及其“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的治国方略与“三独坐”设立的内在关系。此外,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尚书令三种职官自身的发展状况,也隐含着构成“三独坐”设立的一部分原因。因此本文就侧重分析了三种职官在两汉之际职能、地位的转变,它为“三独坐”的设立带来了哪些必备条件。其次,是“三独坐”的表现形式,即它在礼仪上的具体表现。限于史料缺少的缘故,本文仅仅论述了朝会“独坐”的特殊意义,及朝会时“三独坐”这三种职官的位次、朝向问题,而不及其他。秦汉之时的朝会,一般情况下均为联席而坐,这是由先秦社会的传统习惯及当时的名物条件所沿袭下来的。因此独坐的意义在此重大场合下便突显出来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张扬,更能从中反映出统治者对独坐者的尊宠之意。有关“三独坐”这三种职官的位次及朝向,史书中记载并不多,不过根据有限的朝会及官职史料,本文还是做出了一些合理的推测。此外,通过对“三独坐”这三种职官各自的一些特殊礼仪表现进行分析,本文还简单论述了“三独坐”这三种职官之间的内部关系。再次,是“三独坐”的功用及其发挥。前人的研究一般仅将监察因素考虑进来,认为“三独坐”的功用便是监察东汉中央或地方行政的运作。本文另辟蹊径,从政治效果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提出了“三独坐”的政治设计拥有镇肃百僚、安定天下两大功用的看法。而镇肃百僚功用的发挥,主要依靠现场监临与程序审察两种途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尚书令三者相互配合协作完成。本文又探讨了依靠两种途径进行镇肃百僚的一些方式问题。现场监临这一途径,主要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及其下属负责,通过监察朝会等礼仪活动、监察京师百官日常行为及监察地方官吏日常行为三种方式进行。程序审察这一途径,主要由尚书令及其下属负责,通过协助官吏的选举、任用及参与各地年终绩效考课的方式来进行。“三独坐”安定天下功用的发挥,主要依靠征讨、惩治不法和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推行两种途径,同样也离不开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尚书令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征讨、惩治不法这条途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及其下属负责,主要通过地方平叛和京师肃清的方式进行。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与推行这条途径,则主要由尚书令及其下属负责,通过起草、发布诏令和接受、筛选章奏的方式进行。总之,“三独坐”两大功用的正常发挥,需要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尚书令三者相互的配合协作。离开了这一点,“三独坐”就很难达到政治的预设目标。最后,是东汉“三独坐”的历史影响。史书中之所以对“三独坐”记述得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后代史家理解偏差的原因。从《后汉书·宣秉传》对“三独坐”设立的记载来看,范晔仅仅将此看成是一种官位尊宠的形式,暗示着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这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三独坐”为一具有丰富内涵职官群体的缘故。另一方面则可能与东汉“三独坐”随着王朝的灭亡而迅速消失有关。虽然如此,东汉“三独坐”仍然不仅对东汉一朝,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东汉一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两大功用上,具体来说则是东汉前期吏治、豪强问题的缓解,以及东汉后期朝中百僚与外戚、宦官作斗争,及东汉政治的有效改良。它对后世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三独坐”运行机构之二的御史台、尚书台在后代的继承、发展,以及“三独坐”内部组织原则在后代政治体制建构的应用之上。此外,朝会“专席而坐”形式的保留、继承,以及“三独坐”这一指代名称在后世的广泛借用,也显示了东汉“三独坐”对后世影响的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