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起初被视为儒家传记类作品。两汉以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论语》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之时,《论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科举制盛行的明清时期,《论语》是儒学文本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经典。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经学体系的崩解,《论语》逐步失去了维持其经典地位的政治与文化基础,《论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然而,综观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论语》仍在学术、思想、政治等领域发挥着作用。思考《论语》对现代中国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既是《论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往世经典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与互动关系的重要学术领域,而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则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论语》对现当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作用与影响。“五四”新文化派反对儒学的独尊地位,《论语》也被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传统文化因素之一。在《论语》文本定位问题上,“五四”新文化派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还原”式的文本定位,把《论语》拉下了圣坛,将它与其他诸子作品等而视之,同时也让《论语》摆脱了辅翼、证明《春秋》或《周易》的从属地位,使《论语》在文本及学理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为《论语》学研究开拓了全新局面。在思想阐释方面,“五四”新文化派的核心观点是：孔孟之道已不合于现代生活,《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语录也与现代观念格格不入。“五四”新文化派对《论语》的解析和批判,进一步打破了《论语》的神性地位,也为引入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理念扩充了认知空间。现代新儒家认为《论语》是中国人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主要精神资源,故而应当大力弘扬而非毁弃之。在《论语》的文本定位问题上,现代新儒家视其为反映孔子思想的“圣经”,而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时,他们往往视其为辅翼和证明《周易》或《春秋》所反映孔子思想的论据来源。在思想阐释方面,他们不仅对《论语》中颇有争议的孔子语录做出使之合理化的解释,还认为“现代性”理念早已蕴含在《论语》中。20世纪2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基本成为学界主流,而现代新儒家秉持的理念曾一度边缘化。1949年以来,一些秉持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学者以阶级斗争理念解析和批判《论语》。20世纪80年以来,“五四”新文化派的上述观点及其启蒙理念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的观点日益受到学者和一些政治人物的青睐。当下,在后现代思潮和文化消费与媒体介入的共同作用下,当代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观点更为多元,而在“儒学热”、“国学热”背景下,大陆儒学复兴派把儒学和传统文化绑到一起,以此来巩固他们在重构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主流话语地位。通过分析现当代不同学派、不同学者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笔者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下阐释经典文本首先应当充分考虑阐释者自身的政治立场对阐释活动的作用、意义及其影响。其次,应当尊重阐释对象的独立性,同时建构起相应的历史视域,不能单纯地就经典解释经典。最后,还须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机制,以便于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融通。在此基础上,以史学研究方法为基准,以文献学研究方法为导向,建构起具有现代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以此来细究往世经典的“文本”价值,挖掘传统文化及其人文意义,进而之使成为一门发现智慧、丰富人性的学问,并使人们逐步形成理解差异、尊重多元、懂得包容、潜心创造的良好的文化心态。此外,在“国学热”背景下,《论语》及其他儒学经典所传达出的思想不应当成为中国人自我异质的一个借口,也不能以复兴“国学”之名,使之沦为保守、落后的民族文化理念的保护伞。无论怎样强调民族、国家的异质性因素,都不应当抹杀文化上求同意识的重要意义,因为任何伟大的文明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封闭和保守不是出路；无论在人文领域还是在政治层面,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需遵循“因地制宜”外,“与时俱进”是更为重要的考量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