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不完全合同的角度来研究权威机制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并以此来理解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性质和政府的行为。 有两条线索贯穿本文始终，一条是问题导向，一条是方法论导向。从问题导向上看，为了不遗漏国有企业的关键特征，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本文称为政府股东)看作一个完整的经济体，政府股东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选聘企业家来管理国有企业，以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企业运行的根本在于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而最优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取决于权威的分配，权威的分配又取决于合同双方所拥有的信息、合同的不完全性等因素。在只有一种控制权的情形下讨论了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适用的企业性质问题，证明了不完全合同情形下最优合同的特点。将控制权推广到多重控制权的情形。在现实中，企业中的权威往往是分布于组织的各个不同的层级之中，为了简化，考察了两种控制权：任免权和行动选择权，国有企业的一大特征是国资委拥有国有企业的经理的任免权，同时可以分配对行动的选择权，然而，行动的选择权是否能行使要以任免权为条件，这种控制权之间的条件关系决定着企业和政府的行为，考察了任免权所带来的激励扭曲以及政府股东会承诺不使用任免权的条件。进一步考察政府股东不使用任免权的承诺不可信，而合同又非常不完全时，最优合同的制定问题，提出了分阶段授权的思想。最后讨论了相关的权威分配问题。 从方法论上讲，综合运用了不对称信息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本文的所有模型都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不对称信息理论相对成熟，合同理论是目前最前沿的企业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已经成了当今经济学界最为有力、最为前沿的分析工具之一。然而，以GHM模型1为代表的不完全合同理论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因为，第一，现有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假设信息是对称的(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从而回避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第二，控制权是单一且完整的，即剩余控制权，在分析中也主要考虑剩余控制权作为一个整体的最优配置问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中，在不同的时点上控制权的内容往往是不同的，在存在多重控制权的情况下，最优合同的制定将变得更加复杂。第三，现有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大多假设尽管合同是不完全的，但控制权的分配是完全的，即控制权是可合同的，可以在初始合同中明确制定的。然而，对于一般的权威而言，权威的可合同性是一个十分强的假设，例如非正式权威就很难合同。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发展不完全合同理论，并解释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和政府的行为。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本文不同于GHM模型的产权理论，我们强调权威而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产权。通常人们理解的产权主要指正式的、可以被第三方证实的产权，即财产的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尽管本文同意GHM模型的观点(权威来自于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但权威还包括非正式的、不可证实的，甚至不可合同的控制权，如被上级授予的权力等。第二，本文不同于一般的授权理论，本文模型的委托人是政府，政府不同于一般的委托人的地方在于，政府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目标，这使得政府有借口掠夺代理人，同时政府又具有极强的强制力，这使得政府的在行使任免权时的承诺更加不可信。第三，本文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和不完全合同理论结合起来，发展了基于对称信息的GHM模型，如果说即使信息是对称的，合同的不完全也会带来问题，那么信息的不对称将会使最优的不完全合同更加复杂，会带来新的问题。第四，除了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合同这些相对“客观”的条件，我们同时强调“私人收益”这个相对“主观”的因素，企业的运行效率同时取决于这些因素，尽管不完全合同理论也强调私人收益，但本文将私人收益提升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认为这是比不对称信息和不完全合同更重要的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因素。因此，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如何降低权威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或者说将私人收益合同化。第五，本文探讨了权威不可合同时政府股东如何设计合同的问题，并提出了多阶段授权的思想。权威不可合同时企业的存在将受到挑战，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合同双方，我们相信，多阶段授权必将成为合同理论的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