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新儒家学者中,梁漱溟是一个典型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者,因此,在力行儒家文化精神的意义上,他被视为“最后的儒家”。他的代表作《乡村建设理论》建立在身体力行的基础上,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并举,其间蕴涵了丰富的伦理意味。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由于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乡学、村学沿袭传统的“乡约”思想,建立在中国固有精神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团体和科学的优点,是一个融合中西的“新礼俗”式组织。在梁漱溟伦理视角的剖析下,中国传统的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不仅与西方精神不冲突,恰恰是西方精神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在政治问题解决的实践过程中,梁漱溟突出强调对知识分子的尊崇,体现了“人治的多数政治”。在乡村建设的经济实践中,“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和“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都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梁漱溟以伦理为切入点试图建立“新礼俗”解决中国存在的问题,其观点有其显见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一特定的思考路径给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参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传统伦理资源优势,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启发农民自觉,加强地方自治;倡导“合作”意识,增强农村竞争力;身体力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真实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