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省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兵员征集过程顺利,广西民众积极应征。广西之所以动员效果之好,与国民政府兵役动员的总体政策,以及广西省兵役法律法规、兵役行政机构、兵役具体征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办理兵役事务的条件的完备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兵役动员有效度高的根本原因在新桂系于1931年开始的“广西建设”,这一建设实质是形成了“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为抗战征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兵役动员顺利是相对于某些省份征兵过程中爆发的“民变事件”而言,就如四川省。本文将广西与四川两省进行对比,探究广西省“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与四川省在国民政府“外力”作用下“临时”变革的体制,二者对于征兵有效度的不同影响。得出结论即“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是保证征兵有效度的根本原因。第一章总体论述了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兵役动员的基本概况。简要阐述了其政府层面兵役动员的基本方式,包括法律法规、精神动员等,并简要总结了兵役动员的基本结果。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依据全国人口基数、男子总数、各省人口总数,下达征兵配额,各省积极照办,实征人数占配额总数的比率均在80%以上,甚至更高,全国层面的兵役动员工作是有效的。第二章就国民兵役在广西的具体实施情况做了详细的论述。论及广西兵役办理的具体法律法规、兵役执行行政机构、兵员征集的具体办法,并从“完成率、广泛度、有效度”三个方面总结了兵役动员结果。广西在直承中央国民政府兵役办理总原则的基础上,针对本省实际情况制定的本省兵役法律法规,即《兵役法广西施行条例》以及相关配套法规；成立了省最高军事指挥部,下至区民团指挥部,下至县乡镇村街,三级兵役办理行政机构；制定了征集的抽签办法；结果为兵员征集80%的完成率,包括学生在内的广泛度,以及执行过程迅速有效、实现了开创先例的动员有效度。第三章论述了广西兵役动员高度有效性的根本原因,即建设时期形成的“总体制”。广西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既已开始建设,军事层面的民团建设；经济层面的农林、工商、财政金融、贸易建设；文化建设层面的教育、社会风俗建设；这一系列建设以“军事建设”为核心,辅之以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建设,共同形成了一个“总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保证了广西兵役动员的高度有效性。第四章则是以对比的视角探讨广西省征兵的相对顺利与四川省征兵过程中爆发的民变事件,二者动员效果的差异性的实质原因。这一章在承接前面章节已经论述了国民兵役在广西的实施情况,建设时期形成的“总体制”从而保证了动员有效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结论即这一体制实质是“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而四川省兵役动员时期的体制革新均是承袭国民政府的,是在外力作用下推动的,并不是内部自生的体制,所以新旧体制的衔接和转化,在抗战兵员征集时,即出现了明显问题,也就是“民变事件”的发生。所以,广西与四川二者相较,最终得出结论,抗战动员高度有效性的实质原因即为“体制”的原因。广西的“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较之四川“外力”下“临时”的变革体制是相对有效的,从而保证了兵役动员的高度有效性。最后结论部分,再次总结广西兵役动员高度有效性的实质原因,也是本论文的论点,即“寓战争于生活”的“内生”体制保证了动员的高度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