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上，作家王海鸽以对中国社会婚恋问题的独特表现而为世所瞩目。他的代表作《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和《大校的女儿》等作品，透射者婚姻“城堡”里一对对男女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与抗争、追求与困惑；同时，也相当真实地表现了这些文化程度不同、出身背景不一的男女们在栖身“婚姻”这座城堡时，是怎样自觉不自觉地皈依着积淀在各自文化心理底层的男权文化秩序：他们一方面按照这种男权文化秩序“规范”着各自的婚姻角色和婚姻行为，另一方面又以各自的婚姻角色和婚姻行为延续并巩固着这种男权文化秩序。--这种状况，即使在经历过“改革开放“这一现代性事件洗礼的当代中国，仍未有显著的改变。就此而言，王海鸽作品对当代中国婚姻生活的表现是极具现实主义力度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作家王海鸽是以女性的性别身份从事这一写作的，而80年代以降，以颠覆男权中心主义为职志的女权主义话语曾经在当代文坛上风行一时。但王海鸽这位女作家在书写这些颇有“写实”色彩的婚姻事件和婚姻人物时，同样有意无意地遵循了传统男权文化的思维框架，将人物的塑造都圈定在男性视角内，以男权的视角来定位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王海鸽这位女作家潜意识里的依然存在着浓重的男权中心意识。这一现象与其说是指出了女作家王海鸰个人的性别意识、文化心理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健全，毋宁说它揭示了一个更令人深省的现实：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女性的觉醒和解放之路依然是漫长的。 总之，在王海钨的以中国社会婚恋问题为题材的小说中，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男权文化秩序的代言人。于是，在她的笔下出现了为男权意识所认同、所赞扬、所批评、所贬斥的众多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尽管衣着形态、行为举止、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的，但她们的文化心理、精神特征、自我诉求又分别与传统文化/文化所形塑“贤妻良母型”、“泼妇淫妇型”、“才女佳人型”这三类女性形象血脉相通。 深入解读王海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些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的男权文化意识，对于评价王海鸽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对于认识当代男权文化的强势存在，对于反省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妇女解放，都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