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经济环境和技术条件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知识呈现爆炸性增长,这些外界变化在给企业运营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创业企业作为开发机会利用机会的主体,以其独特的创新性、灵活性为技术创新、社会就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动力,并与推进产业升级、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发展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的以及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是导致企业间呈现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战略理论认为战略导向作为一种管理性资源,是导致企业呈现卓越绩效的原因。战略理论的学者们首先探讨了战略规划的必要性,然后对企业战略进行了划分,确定了企业战略选择的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彭秀青,蔡莉,陈娟艺,于海晶,2016;田莉,张玉利,2012)。借鉴上述两个理论,创业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创业导向这一概念(Miller,1983),是指企业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勇于承担风险的一种战略决策观念与模式(Covin and Slevin,1989;郑山水,2015)。创业导向对创业绩效的间接作用机制是什么呢?根据组织烙印学说(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组织的初始战略在创业企业成立之后多年内保持一致,并发生持续性影响(Siggelkow,2002;田莉,2010)。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其在创新性、冒险性和前瞻性程度更高,这主要受创业者的背景和创业实践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创业企业通常都会选择创业导向作为企业初始战略,也是核心战略。此外,学者们发现其他非核心层战略确实在初始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这些非核心层的战略包括市场导向(Barker and sinkula,2009;郭雯和张宏云,2014)、学习导向(Wang,2008;康青松,2015)、技术导向(Hult,Hurley,&Knight,2004)等,但其中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更受学者们青睐(吴晓波,陈小玲,李璟琰,2015;储节旺和李善圆,2015)。市场导向强调由外而内的战略过程,而学习导向强调由内而外的战略过程(Day,1994;董保宝和李白杨,2014)。在创业企业运营中,这两种战略往往会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并扮演不同的中介角色。但现有研究多着重于探讨单一的中介变量在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影响效果(Wang,2008),这一方面未能完整解释创业实践现象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单一的中介变量容易与调节变量的作用容易相互混淆,可能将中介效果误判为调节效果,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Selmi et al.,2018;Wales et al.,2013)。因此,弄清多重中介变量在创业导向与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存在性以及其差异化影响效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此外,针对实施创业导向的企业选用不同的战略中介路径影响绩效所适用的条件这个研究问题,只有少部分学者进行探讨(如Wang,2008),现有研究结论并不聚敛,且都是从单一中介变量出发。现有研究更多的聚焦于说明市场导向、学习导向等战略导向正向影响绩效的边界条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外界环境变量,如环境动荡性(阳银娟,陈劲,2015);一类是内部变量,主要是企业能力,包括资源整合能力、技术能力(吴晓云,张欣妍,2015)、吸收能力(Zahra等,2002)、信息通信技术能力(Wales等,2013)、学习能力(Grant,1996)等。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可预测也不可控制,考虑企业能力对非核心战略的影响作用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从企业能力的角度探讨具有创业导向的企业选择不同中介路径的适用条件更合适,但现有研究关于企业能力在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学习导向)-绩效之间所发挥的有调节的作用的揭示并不完整。基于以上理论背景,本研究着眼于探索新创企业间的绩效差异,结合组资源基础观、组织管理理论、组织能力理论等理论知识,考察实施创业导向的新创企业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重点考虑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间接作用路径以及不同路径的适用条件。综合而言,本研究所要探讨的研究问题包括:(1)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实施创业导向是否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2)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间接作用机制是什么?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3)不同中介路径的适用条件是什么?哪些企业能力在这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调节作用?基于182份有效问卷,本文探究了上述关系,得出的研究结论具体如下:(1)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究了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学习导向分别与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均对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有正向影响,但创业导向展现出的相关关系十分微弱,这进一步解释了创业导转化为绩效过程中中介变量的作用。。(2)利用中介回归方法,探究了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市场导向在创业导向-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创业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不仅有直接影响,还能通过实施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产生间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发现,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转化为成长性绩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大于市场导向的中介作用,而市场导向在创业导向转化为获利性绩效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作用大于学习导向的中介作用。(3)从能力的视角出发,探讨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市场预测能力分别对市场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成立;创业导向通过市场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非直接影响分别受到市场预测能力正向调节的假设成立。学习能力对学习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假设成立;创业导向通过学习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非直接影响受到学习能力正向调节的假设成立。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并检验了创业导向到新创企业绩效的多重中介模型,并分析了提升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不同途径,丰富了两者之间关系实现的多元化路径。本文经由整合先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建立起一个多重中介模型(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的整合性概念框架,以探讨创业导向如何经由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的多重中介变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丰富了创业导向与绩效关系实现的多元化路径。值得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中单一的中介效用虽能够解释创业导向转化为绩效的中介机制,但其解释力却显不足(Rauch et al.,2009;Wales et al.,2013;Acosta et al,2018)。在多重中介模型中,将数个中介变量同时导入模型中,其优点是能够让研究者得以同时去探讨各项中介变量的相对效果强度。学习导向的中介效用高于市场导向,也进一步解释了学习对于新创企业的重要性,更说明了学习承诺、开放的心智和共享愿景对于新创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的价值,这也进一步丰富了组织学习理论。第二,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分别在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打开了创业导向到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黑箱。基于“创业导向-其他战略导向-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理论逻辑,以东北三省和京津地区的高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解释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战略导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对创业导向对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的影响进入了深入探讨。这有助于弥补现有对战略导向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足,并推动创业导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根据现有的创业导向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具有积极影响,也有学者试图从能力、网络等方面对其关系进行研究。对于处于快速更新环境中的高科技企业来讲,创业导向是新创企业实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从学习和市场的视角,对创业导向向市场导向、学习导向以及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转化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分别对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关系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在高度动态变化的市场中,创业导向对市场导向、学习导向以及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影响的深层作用机理。第三,探究了市场预测能力对市场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调节效应。通过研究市场预测能力对市场导向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市场预测能力的调节作用,弥补了创业领域市场预测能力研究匮乏的缺憾。通过研究市场预测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导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边界条件,深化了市场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市场预测能力有助于新创企业更好的实施市场导向,而这也将打开新创企业实现竞争优势与改善绩效的新视野。第四,探究了学习能力对学习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调节效应。通过研究学习能力对学习导向的影响,本文提出了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从学习能力与学习导向交互的视角开展研究,提高了学习能力的理论适应范围。而且,通过研究学习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确了学习导向影响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的权变条件,深化了学习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学习能力有助于新创企业更好的开展和实施学习导向,而这也将为新创企业实现竞争优势与改善绩效开辟新路径。第五,分别创新的探究了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调节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提出了两个有调节效应的中介模型,分别研究了在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下,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往研究过度强调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及学习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忽略了市场导向及学习导向在创业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Sinkula等,2012),关于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学习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和获利的相关研究匮乏,尤其是从中介视角出发的更少。本文首次从调节的中介视角出发,研究了创业导向-市场导向-新创企业绩效及市场预测能力在其间发挥的调节的中介作用,以及创业导向-学习导向-新创企业绩效及学习能力在其间发挥的调节的中介作用。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调节的中介效应也进一步分别解释了在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变化的情况下,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所展现出的中介效用的变化。能力变迁是企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本文在强调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地解释了能力对战略导向的多元化影响。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有意义,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第一,多数研究主张使用纵向研究数据(Patel和Terjesen,2011;Reinholt等,2011),因为横截面的数据无法揭示研究变量的动态变化。虽然本研究使用了跨期数据,但所有的变量自身的数据都不是纵向数据,只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这对于动态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一定价值,仍然无法揭示不同阶段自变量和因变量自身的动态变化。因为所得到的数据均是由受访人员填写,反应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受访时点的状况,而对企业后续的经营活动(绩效因素除外)并没有跟踪调研,因此,无法揭示变量的动态变化,例如没有区分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是领导风格的变化,也没有对高科技企业长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解。第二,本研究的数据虽然都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但是由于调研时间和调研经费的的局限性,在样本收集范围上只选取了东北三省和京津地区的高科技企业作为调研对象,而东北三省的企业和京津地区的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点,无法代表我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发展。因此,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在普适性和代表性方面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针对这一结果,笔者认为在日后的调研中可以扩大研究区域的范围,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第三,由于国内并无法律法规强制要求新创企业披露绩效,因此本文高科技新创企业的绩效采用了主观测量的方式,这难免会出现评定偏差。本文为了提高量表的可靠性,采取面对面访谈与现场问卷发放相结合的方式,还对收回的调研问卷进行了先期测评,剔除了一些不合格的测量题项,得到了最终观点测量量表。但本研究由于受到时间和能力的限制,量表的题项可能没办法完全反应要测量的变量,因此,量表的成熟性与可靠性相比国外成熟量表会有所欠缺,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其次是调研问卷上出现的偏差。虽然本文在大规模调研之前进行了预调研,并将区分度不好的题项删除。但是,有些题项并非区分度不好,而是由于表述问题或者拟受访者对表述理解偏差导致。本文将会对这些题项进行二次表述并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测试。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其他现有理论,探索了在市场预测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影响下,东北三省和京津地区的高科技新创企业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学习导向与成长性绩效和获利性绩效之间的关系。尽管对创业导向有丰富的研究,但关于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作为创业导向与绩效间的中介变量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本文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其次,虽然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明显,但是一篇文章不可能穷尽所有相关理论,以上列出的三个局限性方面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