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相和歌之一种，楚调曲孕育于汉代民间歌谣，后在魏晋成熟的音乐体系下于清商三调之后产生，在刘宋时期形成了诗乐舞一体的大型综合演奏程式。它不仅有“行”题乐府的音乐共性，也有“吟”“怨”所代表的悲音特性。曲辞为适应音乐的需要呈现出拼凑与分割的现象，且运用固定句式与套语。本事则统一表现出悲怨的情感特征。作为清商三调向大曲过渡的中间曲调，楚调曲与瑟调曲一起参与了大曲的演奏，其中“解”、“乱”与但曲成为其作为大曲参与者的重要因素。南朝陈以后，楚调曲随着相和歌的衰落而衰落，多曲已经不再由官方音乐机构演唱。脱离原音乐环境的楚调曲，通过从口头到纸本的传播方式，将用于上层官僚娱乐的曲调下移至文人圈，并由文人承担传播与接受的主体，使用更高级的语法和表达方式对其进行再创作。文人拟作对始辞在本事、题名、体式上有了一定的继承与创新，但风格仍然保持一致，且部分作品保留了音乐特征。以陆机、沈约、李白为代表的文人，对楚调曲的接受也进一步体现了时代环境和个人意志对曲辞拟作的影响，他们扩大了曲调在后世的传播力度，增强了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此外，在楚调曲的相关文献记载上，“《白头吟》与《櫂歌行》同调”一说或许非沈约原本所写，二者并非同调。“天德悠且长”也非《怨诗行》古辞，它或许是《泰山吟》或《梁甫吟》曲调中分离出的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