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题在2020年的公共舆论场中显得格外突出,有人甚至将2020年定义为中国女性主义元年。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的网络厌女文化获得了超高话题关注度,这是来自“新时代”的性别战争,而作为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推动了事件曝光,反而带来了受众焦虑和恐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思考。因此我们选取《新京报》,这一第一次由我国两大党报报业集团联合办报的新主流媒体为例,通过整理关于“女性受害者”的报道,发现它在报道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报道框架,这些框架是否有共性的特点,又是否存在问题,框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等研究问题。这些都是本文的研究关键所在。全文共分为四章,以框架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选取了《新京报》2010年至2020年这10年间的报道样本,从中随机抽取20个构造周,将其中与“女性受害者”相关的报道全部提取出来作为研究对象。绪论部分主要呈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的整体梳理,发现本文的创新点和难点。第一章则从研究对象出发,对所抽取的372篇报道样本,从报道数量、基本情况、主要内容三个方面总结了“女性受害者”报道的整体情况。第二章重点从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道德框架、责任归因框架和法律框架这五个报道框架对报道样本再次归纳分析,发现了《新京报》在不同框架之下对“女性受害者”报道的特点。第三章总结了报道框架形成的原因和主要问题所在。最后一章则提出了改善“女性受害者”报道的改进意见。研究发现,“女性受害者”报道框架的形成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以社会传统道德和媒体自身价值追求的影响最为显著。框架之下的报道带来了女性群体标签化、污名化现象,造成了性别刻板印象的形成以及对受害女性的过度聚焦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性别偏差观念,造成了女性群体的社会恐慌。报道框架的固化对女性在公共及私人空间的安全问题解决收效甚微,反而矮化了此类议题,带来了性别观念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本文的最后我们试图通过不同的群体来解决《新京报》“女性受害者”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宏观层面政府与社会应持续推进女性法律法规的成文化清晰化,加强社会性别意识的传播教育。媒体内部在报道过程中也应提高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女性决策者比例。微观个体层面需要女性自身性别意识的提升以及全社会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