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学家和海外出版社的助力下,莫言、余华等中国新时期作家不断斩获国际重磅文学奖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海外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汉学家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在海外最重要的译介主体。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汉学家和海外出版社英译中国新时期小说的篇章语言规范和实践规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域出发,在构建的翻译规范—批评话语三维分析框架的指导下,以余华四部长篇小说的英译本为主要案例,辅之以近十年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宏观分析,侧重探讨美国汉学家和出版商译介中国新时期小说翻译规范的共性、差异和成因,以学习海外推广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经验,并揭示意识形态对其翻译规范的影响。细言之,本研究主要从篇章语言特征、英译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对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本翻译规范的特点、成因、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进行探讨。首先,在余华小说英译本的篇章语言规范层面,汉学家在翻译易受价值观操纵的词汇、语法、修辞和叙事特征时,整体上表现出以可接受性为主的策略倾向,但具体方法的使用也呈现一定的多样性。意识形态对翻译规范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词汇译名的选定、被动式主动替换、与译入语文学系统艺术手法相似的予以保留、迥异的予以替换等方面,最直接的表现是翻译政治词汇时,使用正面我者信息和负面他者信息的策略。本文主要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提取《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下部》和《第七天》中英文版本中文化专有项、带标记的被动句、重复修辞和极简零度叙事风格标记词,然后通过数据统计、卡方检验等方法对汉学家在上述语言形式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白睿文、安德鲁?琼斯、罗鹏和白亚仁等四位汉学家翻译文化专有项的策略均是替换策略为主、保留策略为辅。卡方等检验结果表明,他们在保留策略的使用上并没有差异,但在替换策略的使用上呈现一定的差异。其中在翻译政治词汇时,保留策略则明显占据更大的比重,且存在着弱化我者负面信息、强化他者负面信息的翻译倾向。对具有意识形态潜势的被动句,他们均采取了多样化翻译策略来归化源语的语言文化特点。对指涉女性、政治元素的被动句则更多采用了主动替换法,以稀释原文被动句传递的压迫或者扭曲的潜势,适应译入语文化规范。对于与译入语文学审美差异较大的重复修辞,四位汉学家主要使用了同义替代、省译等多样化导向的翻译方法。当重复修辞诗学效果为译者所感知时,则会适当使用保留策略。对数似然比等统计结果显示四位译者在上述策略的使用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与译入语文学审美较接近的极简零度叙事风格,四位译者都采用了保留策略,只有极少数的情况,出于“内容明显”、“戏剧性增强”的考量,会将原文中零度叙事风格进行情感变奏处理。在重复修辞替换、极简零度叙事风格保留以及情感变奏中,意识形态的潜势得以彰显。其次,在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实践规范层面,汉学家和海外出版商译介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图景虽然日益丰富明亮,但是新时期文学的工具性和政治性依然被极大前置和突显。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余华小说译者、出版商和读者相关副文本进行高频词、语义韵或情感分析,辅之以近十年英语世界译介新时期小说相关的副文本研究,对英语世界译介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选材策略、传播策略和接受状况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中国新时期小说翻译选材上,美国汉学家译者通常是始于兴趣,异于专业;而海外英语出版商选材策略则是市场化和政治化并举。在译本传播层面,在出版商的营销下,中国新时期小说日益从细分专业读者走向大众读者,但是其在大众媒体的镜像是边缘化和扭曲的。在出版商推介副文本和大众媒体传播的副文本中,中国新时期小说的文学性均被严重低估,工具性和政治性被高度前置。在译本的接受层面,大众读者高度赞扬余华创作才能和普世性情感书写的同时,也表现出将中国新时期文学工具化和政治化的偏见,体现了出版商和新闻媒体议程设置对其显著的影响。海外读者对余华作品的评价以正向情感为主,在信任、喜悦交织的主旋律中回响着严肃文学激发的悲伤之音。最后,本文从权力、社会身份和文化价值观等社会实践要素解释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规范的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活动参与者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汉学家译者文化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认同、美国优越霸权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上述翻译规范的重要成因。这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本与其他文化政治事件的互语性出发,采用文献梳理的方法,解释上述规范文本内外特点的成因。研究发现:译本之内,权力发生影响的方式是隐形的,主要表现在原文和译文的偏差之中。译者在篇章语言翻译规范表现出的可接受性为主的倾向,与全球消费主义浪潮中读者与作者之间日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有着极大关联;译本之外,权力发生影响的方式是显性的,表现在翻译选材的政治化和市场化倾向上。美国出版业“编辑至上”和“市场至上”的特点、美国汉学界务实和后殖民的传统、以及其与政治场域天然密切的联系有效解释了译者和出版商的选材特征。此外,作为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混血的汉学家,对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认可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时期小说英译本篇章语言规范和翻译实践规范。美国崇尚平等、充满优越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文化霸权的立场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译本内语言和文学艺术手法归化以及译本外政治化选材倾向的有效注解。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翻译规范—批评话语三维分析框架,推动了批评话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结合,为翻译批评和意识形态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尝试将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翻译的汉学家群体纳入研究视野,深入研究他们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共性和差异,有效拓宽了国外翻译家研究视域,丰富了翻译规范的研究,为我们全面看待中国文学“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对四个译者的四个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对读者反馈进行情感分析和情绪分析,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创新了翻译规范的考察方法和研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