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良性的政治生态一直是各社会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其中政治关系的构建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政治生态的优化，异化的政治关系必然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一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各主体间围绕利益的分配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利益博弈，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主体间拥有资源优势的不对等，导致利益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少数群体攫取了大部分利益，多数群体则被边缘化，成为了改革成本的负担者。在一些利益矛盾与纠纷较多的资源型地区，利益关系的扭曲直接导致了政治生态的畸形，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通过分析利益相关主体的政治行为，揭示资源型地区政治关系形成的内在机理对于探寻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建设路径，实现资源型地区政治生态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论文将研究个案——“企业制造城镇”置于资源型地区特殊政治生态的背景下，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政企关系的互动为视角和研究主轴，综合运用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从农民、政府、企业三个层面论述和分析了企业制造城镇的政治逻辑，展现了资源型地区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资源、权力与利益展开的博弈过程，揭示了资源、权力与制度等变量与政治关系形塑之间的关联性。　　本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意义，重点介绍了与本项研究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本文的问题意识、研究假设、研究方法以及样本概况等。正文包括五个章节的内容，围绕着“企业为什么制造城镇”这样一个问题意识，从农民、企业与政府三个主体层面，按照企业制造城镇发生发展的历时性演变脉络，论述了企业制造城镇的政治逻辑。第一章从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个层面介绍和分析了资源型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认为企业制造城镇并非偶然现象，其与资源型地区特殊的政治生态有密切关联，是当地政府与企业为了调和与社会的矛盾而采取的矫正措施之一。第二章从农民主体层面分析了企业制造城镇的动因，认为企业制造城镇的直接动因是“农民选企业家治镇”。通过从纵向上对县、乡、村三个区域经济状况的比较以及从横向上对同一场域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生活状态的比较,分析了贫困镇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农民选企业家治镇”是资源收益分配中被边缘化群体企图分享资源收益的一种方式，反映了资源型地区农民的“共富逻辑”。第三章从政府主体层面分析了企业制造城镇的动因，指出政府是推动企业制造城镇的关键力量，体现了压力型体制下县乡政府缓解地方治理危机，获取治理政绩和自我利益的政治动因。第四章从企业主体层面分析了企业制造城镇的动因，认为企业制造城镇是企业基于成本最小化前提下对农民和政府行为选择的回应，体现了资源型地区权力配置资源过程中企业的行为逻辑。第五章论述和分析了企业制造城镇的结果以及对该地区政治关系的影响。通过论述企业危机及企业造城失败的困局对地方治理与政治关系的影响，指出了企业的限度以及政治主体间混乱的角色关系与企业造城失败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对企业制造城镇个案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最后本文提出了几点结论：一是产权制度缺陷是导致政治关系异化的主要因素。产权制度是调节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的重要规范，但由于现有产权制度不完善，产权保护机制不健全导致了企业对政府权力的依附，政治逻辑取代市场逻辑成为了资源型企业的主要行为准则，企业制造城镇就是企业遵循政治逻辑的一个表象。二是企业制造城镇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在资源收益分配不均衡引发社会冲突和不满的背景下，非制度化、排斥民众参与和忽视市场逻辑的“城镇化建设”无法实现贫困地区共同富裕的目标。三是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既需要政府的引导，更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尊重市场规律，违背企业意愿的转型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