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到来,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底层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底层的研究从社会学走向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底层文学以叙述苦难登上文学领域,作家们怀着一腔人道主义情怀,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急呼呐喊,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下岗工人、进城务工者以及农村的在地农民尽量争取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到新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底层大众的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人们开始关注这个群体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底层文学随着这个方向,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另外,随着体制转型的到来,导致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特别是文化方面。人们不再崇尚经典与高雅,大众消费文化占据了文化主流的地位。底层文学写作也在这样的的环境中发生着变化。诙谐是一个人的语言或者行为有趣,引人发笑,它是说话主体性格的张扬；苦难是一种生活事实,这种生活事实让人痛苦不堪。因此,诙谐和苦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底层文学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也一改之前单一的苦难叙事,在文本中出现了很多诙谐因素。它们一方面来源于文本人物本身在语言或者行为上的幽默或者搞笑,另一方也来源于写作者的叙事方式,他们利用各种艺术化手段努力地走出那种僵化的苦难叙述模式,充分展示底层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这些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对生活在城市底层的贫民以及下岗阶层的真实展现,他们连最基本的住房空间都要靠耍贫嘴才能得到,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张大民的生活却非常“幸福”；贾平凹的《高兴》是对进城务工者生活的真实体现,他们不仅要追求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还要在精神和心理上寻求满足,在城市各处播种“高兴”的种子；胡学文的《向阳坡》是基层农村农民与权力、金钱的一场博弈,农民面对强大的权力和金钱,只能用他们与生俱来的“蛮”来抵抗,这种“蛮”看似荒唐,本质却是“蛮”得在理,“蛮”得可爱,“蛮”得有计划。各种代表文本都在告_诉我们,诙谐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底层大众的一种生活态度。当然,这些诙谐并不是无厘头地搞怪,更不是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增添麻烦。它是底层大众对自身窘态生活的自嘲,在自嘲中暴露社会问题、反思伦理道德。从社会对底层的关注度来看,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社会的其他民众,对底层的关注度越来越强,并且在关注层面上也有所上升。从文化环境来看,底层文学文本中出现各类的诙谐叙事,不仅给底层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补给了能量,也是对时代文化环境的一种积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