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日益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着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对世界经济与社会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7万亿元，从世界第十位上升至第三位；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56万亿美元，居世界的位次由第29位上升到第三位；国家外汇储备由1978年末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末的1.95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都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吸收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利用FDI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2008年底，中国共累计吸收FDI的项目数为65.99万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949.44亿美元。自1993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的大规模进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韩建交之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日趋活跃，规模迅速扩大。截止2008年底，中国共累计吸收韩国直接投资419.1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韩资在中国累计吸收境外投资总额中占11.08％，居第六位。然而，面对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蔓延，韩国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对外投资能力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撤资现象也有所增加。2008年初，在韩国投资比较集中的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地区出现了多起韩国企业“非正常撤离”事件。　　 上述新的变化和现象，不得不引发我们一系列的思考：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是什么?韩国对华投资的动机如何?其区位选择有何特殊性?为什么会出现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撤资现象?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中国在吸收和利用韩国直接投资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蔓延的今天，韩国对华投资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予以应对?　　 本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全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对韩国企业撤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对下一步吸引韩国投资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与措施。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下：　　 首先本文分析和评价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投资发展阶段论等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所包含的区位思想，之后对古典区位理论、近代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进行了回顾和评价，并对基于国外地区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和基于中国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分析和论证提供了理论铺垫。与此同时，对以上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理论与韩国对华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为本选题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新的分析视角--“六因素分析法”。即市场因素、成本因素、聚集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因素、文化趋同性因素是决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并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对上述六因素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以此作为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为了对“六因素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本文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作了概要分析。在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情况以及在韩国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并首次提出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五阶段划分论”，然后从投资区位结构、规模结构、行业结构、投资主体结构四个方面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进行分析论述，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提供了分析背景。　　 基于2001和2007两年省级截面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辅之以相关系数分析，对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和排序，揭示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模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为了进一步检验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规律，本文又选取山东省进行个案分析。在对韩国在山东省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韩国在山东省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既检验了“六因素分析法”在山东的适应性，又总结了韩国FDI在山东省内部区位选择的一些特殊规律，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了对“六因素分析法”进行反证，本文又对韩国对华投资的撤资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在回顾了Porter的撤资障碍说、博迪温的撤资条件说、Casson的撤资理论、哈密尔顿和乔的撤资决定因素说、McDermott的防御型撤资与进攻型撤资说等撤资理论以及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六因素分析法”进行逆转，从而创新性地提出了“六因素撤资说”，进而深刻地剖析了韩国企业撤资的动因，分析了撤资的总体情况及基本特征，阐述了撤资对我国就业、资本形成、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韩国企业撤资的具体对策。　　 在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提出了进一步吸引韩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与措施。　　 最后，得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第一，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　　 西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解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投资阶段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对于解释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第二，区位理论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　　 从区位理论的运用来看，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能够解释早期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型产业为降低成本而到中国进行的投资。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对于解释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行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韩国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和市场潜力，市场因素是其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第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六因素分析法”　　 本文提出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新的分析视角--“六因素分析法”。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分别对市场因素、成本因素、制度因素、集聚经济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文化趋同性因素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六因素决定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按t统计量的大小排序，市场因素居首位，成本因素次之，下面依次为集聚经济因素、文化趋同性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　　 第四，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　　 韩国对华投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投资的行业正由两国建交之初的以成本主导型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以市场主导型为主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投资的区位也逐步由传统的东北三省和山东省向华东地区转移，甚至也呈现出向华南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投资的规模也逐步由小到大；投资的主体也由中小企业逐渐变为大型跨国公司。　　 第五，韩国在山东省投资的总体特征　　 韩国在山东省的投资与韩国对华投资呈现出相类似的特征：从投资的区位选择看，90％以上的投资都集中在青岛、烟台、威海三市，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经济特征；从投资的产业看，在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所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近些年来，高新技术项目的比重越来越高；投资的项目也呈现出逐步由中小型项目向大型项目发展的趋势。通过对韩国在山东省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按t统计量的大小排序，市场因素仍居首位，其次是集聚经济因素，再次是制度因素，最后是产业结构因素。　　 第六，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撤资行为分析　　 “六因素撤资说”是研究韩国企业撤资的有效分析框架。它既有投资国和东道国方面的因素，又有国际环境和投资者本身的因素。韩国企业撤资对我国的就业、资本形成、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及国际贸易等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可以预测，下一步韩国企业撤资的产业仍将集中在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在撤资的区域上，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地区仍将多于其它地区；在撤资的企业类型上，中小型企业撤资的概率将大于大型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的撤资的可能性要大于独资企业。　　 第七，对未来韩国对华投资趋势的分析预测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韩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出现大幅度下滑，其海外直接投资能力下降，对华投资也将呈大幅下降趋势，但是对华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并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投资的区位将由传统的东北三省和山东省继续向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转移，但是山东省、北京市、辽宁省、天津市仍将保持相当的规模。另外，韩国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也将越来越多。　　 2、投资的行业将有所改变，首先是制造业的投资结构将发生变化，IT电子、半导体、LCD、汽车和造船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大规模制造业投资的比重将有所增加。其次是服务业投资比重也将逐年上升。　　 3、投资的动机将发生改变：将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把开拓中国市场作为企业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韩国企业的投资也将由成本追求型向市场寻求型转变。　　 4、投资的主体将发生变化，中小企业的投资将进一步减少，而大企业的战略性投资仍将维持一定规模。　　 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第一，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新的分析视角一“六因素分析法”，详细分析了六因素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同一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影响。然后，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六因素分析法”进行了检验。　　 第二，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理论纳入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六因素撤资说”，这从另一侧面反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六因素分析法”。因此，拓宽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的研究视野，在理论上对FDI区位选择行为分析进行了拓展，使理论分析更加系统、全面。　　 第三，本文首次对韩国在山东省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了具体的结论，对指导我国其它省市如何更好地吸引韩国投资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四，本文首次提出了文化趋同性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五，本文首次提出了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五阶段划分论”。　　 第六，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通过走访和实地调查，直言了多名专家、学者、官员和投资者，搜集了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佐证。　　 客观地讲，本文只是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一个框架性研究，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研究。另外，由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世界经济形势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此本文对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分析与预测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